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 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 Truman,Memoirs,vol.2,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 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 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 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 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 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 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 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 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 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 与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认知的视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从广义上说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 。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要求从多个角度和多个 层次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但是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 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 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 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注：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llen S.Whiting早期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国跨过鸭绿》(China Across the Yalu:The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1960)和《中国深思熟虑的威慑》(The ChineseCalculus of Deterrence,1975)都是采用传统的理性行为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 一本关于中国外交的书则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见China Eyes Jap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类似的专著还有Gilbert Rozman,The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7);Shambough,Beautiful Imperialist.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eds.,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China Views the World(Lanham:Rowman &Littfield Publishers Inc.1999).Gerald Chan,Chinese percep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London:Macmillan Press,Ltd. ,1999).)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第6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0081.html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 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 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 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 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 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 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 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 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 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 与
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 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 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 G.Hermann,“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Why Nations Act,p.57;Margaret G.Herman,Charles F.Hermann and Joe D.Hagan,“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Development of a Model,”Paper prepared for the 1991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认知的视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从广义上说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 。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要求从多个角度和多个 层次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但是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 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 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 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注：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llen S.Whiting早期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国跨过鸭绿》(China Across the Yalu:The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1960)和《中国深思熟虑的威慑》(The ChineseCalculus of Deterrence,1975)都是采用传统的理性行为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 一本关于中国外交的书则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见China Eyes Jap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类似的专著还有Gilbert Rozman,The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7);Shambough,Beautiful Imperialist.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eds.,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China Views the World(Lanham:Rowman &Littfield Publishers Inc.1999).Gerald Chan,Chinese percep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London:Macmillan Press,Ltd. ,1999).)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