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一、外交政策分析认知视角的出发点
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 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 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 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 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 决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用官僚政治模式研 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 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 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 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 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 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 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 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 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 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 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 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 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 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 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 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 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 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 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 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 。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 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 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 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 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 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 Waltz,Man the S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 “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 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 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 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 Wright,The Stud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 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 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 in Jerel Rasati,“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Policymaker Beliefs in Foreign Policy 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 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 and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in Approaches toComparative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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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 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 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 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 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 决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用官僚政治模式研 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 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 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 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 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 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 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 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 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 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 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 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 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 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 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 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 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 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 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 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 。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 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 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 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 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 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 Waltz,Man the S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 “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 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 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 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 Wright,The Stud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 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 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 in Jerel Rasati,“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Policymaker Beliefs in Foreign Policy 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 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 and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in Approaches toComparative
;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R.Barry Farrell ed.,(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 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 罗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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