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社会成因

，在这个问题上顾虑太重，公心斗不过私心，也就不敢去监督了。
　　(2)不好监督。自己平时手脚也有点不太干净，喜欢贪点占点便宜，有的甚至很羡慕那种“上午坐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守着骰子转，晚上搂着裙子转”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只恨自己没有这种机会，哪有心思去监督他人，此外，自己亦有一点小小腐败之处，“把柄”在他人手里，“硬”不起来，也就不好监督了。
　　(3)不能监督。自己意志薄弱，被腐败了的当官者施以各种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好处”同流合污了，也就不能监督了。
　　(4)不想监督。尽管是个“明白人”，但自己的处世哲学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什么都是“明哲保身”，压根儿想当好人，怕出乱子，怕负责任，怕丢乌纱帽，或是从内心想当个“太平官”，只是上级的“收发室”、“录音机”，甘心于当一名“面团官”，思想懒惰，不思进取，从不想去惹什么“是非”，也就不想监督了。
　　(5)不会监督。本身是个“糊涂虫”，“社会性智商”极低，看问题极其迟钝，觉察不出任何问题来，也根本不关心什么监督不监督的，这样的人自然也就不会监督了。
　　总之，由于领导干部中广泛存在上述的“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能监督、不想监督、不会监督”的心态，邓小平所要求的那种“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也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了，一些党内监督、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刑自然就上不了大夫，官场自然就会盛行“官官相护”的恶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监督不力，才“害”了一批心术不正的当官者，使他们从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灰色腐败发展到黑色腐败，微小腐败发展到严重腐败。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当领导的、当干部的对腐败不敢监督呢？
　　问题就在于如今的官场风气不正，不少领导干部不是按照党性原则去办事，而是按照社会流行的“趋势、趋利、趋和”的三原则去行事：一是所谓的“权势原则”：谁的权力大，谁的势力强，就听谁的，哪怕他违犯党纪国法也都跟之、从之；二是“利害原则”：什么都从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考虑，无害于自己发展的，则多做，有碍于自己“进步”的，则少做、不做，尽量不得罪人，更不去得罪那些“惹不起”的人；三是“不得罪人的原则”：永远做一个“老好人”，只表扬好人好事，不批评坏人坏事，对那些群体中的“刺头”、“搅屎棍”，甚至对那些坏人坏事、恶人恶事，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如此这般，在一个群体中“公理”扑灭不了“强权”，正的压不倒邪的，腐败安能得到抑制？监督安能顺利进行？
　　　　四、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社会中流行的不良社会风气相关
　　对腐败的监督是人的一种政治行为，而人们对这种政治行为的积极参与程度及其表现则与整个社会流行什么样的风气相关。
　　为什么一些腐败分子能在一些地区、单位得手？为什么人们对腐败的监督会感到异常之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正在盛行着的不良社会风气——猖獗流行的“四张关系网”（家族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在削弱、腐蚀、摧垮整个社会监督这种政治行为的发生。因而可以这样说；权力的腐败凭借这“四张关系网”而发展、泛滥，“四张关系网”在腐败的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
　　家族关系网。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势力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在近几年中，它又有死灰复燃的倾向。一般说来，凡是腐败泛滥、猖獗的单位，终会或多或少地、或隐或现地烙上家族关系网的痕迹。家族关系网在社会腐败的发展中有以下这些“功能”：一是它是腐败发展的“突破口”，许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从有权势领导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开始的。譬如，有很多人说，被誉为“中国烟王”的褚时健的失败就是败在他的“娘家人”——“马家军”（其夫人马静芬、其小姨子马静芳和其小舅子马建华）姐弟身上的，他们太贪了，只要能来钱，不管是什么人（有些行贿者属于“下九流”、“低档次”的，褚时健根本看不上眼），但是他的老婆一律是“来者不拒”。二是出现了许多家族腐败集团和人们最为痛恨的“衙内现象”（如北京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首钢的周北方）。这些人仗着父辈的权势，仗着自己年轻、“懂的多、识得广”，因而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贪，心更黑，手更辣，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三是一旦形成这种带有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关系网，那么，再要对它进行监督，就会比登天还难。
　　权力关系网。谁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很有“权威性的监督部门”，根据记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采访”，往往是前方采访的记者还没有回京，这些“被采访”的权力者通过权力关系网的运作，竟能使能“管”《焦点访谈》的权力部门来“问问情况”了……许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权力网是腐败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它的“代言人”，使监督变得苍白无力。
　　人情关系网。过去，社会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人情比原则、比政策、比法律还重要。如今，每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以后，来自“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亲爱者”的人情就不得了，说情者不讲原则、不讲是非、不讲政治、不讲正气，不管他是不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是一个劲儿地写条子、打电话、通关节、走路子。由于此风的盛行，不仅造成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能被及时、完全揭露，或者揭露出的问题不能被及时、认真地查处，而且还助长了一些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感到有靠山，使之更蔑视法纪，胆大妄为，顶风作案，从而诱发更多的腐败问题。总之，由于说情风的盛行，使“监督者”稍不留心，就掉进人情的泥坑中去。
　　金钱关系网。它是腐败势力形成腐败集团的“黏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在名正言顺的“利益共享”原则的幌子下，轰开“监督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是“黏结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黏”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又是“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和。
　　决不要低估这“四张关系网”的“功能”。它的“流行”，一方面使腐败分子的腐败欲望恶性膨胀起来，使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增加了社会对腐败监督的难度。
　　总之，不良社会风气不除，“四张关系网”不破，对腐败的监督就难以实施！
　　　　五、监督难、难监督

的和生就在于当今的腐败者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报复、镇压那些想对他们进行监督的“监督者”
　　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腐败者对“监督者”的打击报复现象非常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于可以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何？
　　这是因为如今的权力腐败者都是一些绝顶聪明的人，尤其是善于“弄权”，会将打击报复的事做得很绝，做到“滴水不漏”，做到让那些“监督者”即便是受了打击报复之后也会感到“有苦说不出来”，做到无处伸冤，做到让上级即使是想干预也无法干预。
　　这是因为如今的权力腐败者已经大大地发展了“黑道意识”，他们会利用贪污腐败得来的不义之财，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收买、豢养一部分帮凶，形成一股看不见、摸不着但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得到的“恶势力”、“黑势力”。所以，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用不着权力腐败分子亲自动手，这股“恶势力”（“黑势力”）就将“监督者”处理掉了。
　　这是因为如今的权力腐败分子一般都有强大的“关系网”、“保护伞”，往往是“监督者”的监督行为刚刚发生，权力腐败者就已经掌握了监督者的动向，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去对付那些敢于监督的“监督者”，而且往往还很有效。
　　在腐败者肆虐的单位中，那些正直的、想起来监督的“监督者”总是处于“少数”，总是处于“劣势”的状态，他们所过的日子一般比较“艰难”。一些权力腐败分子变着法儿要将“知情者”变成“不知情者”，变着法儿使那些想监督的“监督者”在还未有效地监督之前，就将他们统统打下去。
　　　　最后的思考：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跟上
　　必须看到，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相比，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与整个社会改革的需要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很不相适应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11月9日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又深有体会地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不足

《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社会成因(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