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

少数有产者独占资本的社会基础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被动摇，使资本从稀有资源变为市场经济中日益普及、日益共有的社会资源。
　　　　二、管理在社会化
　　人类生产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是个日益群体化和分工化的社会活动，因此人类生产必然存在着组织和协调的问题，也就是管理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筑在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的大规模的生产，管理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日益成为专门的领域，成为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独资企业占统治地位，其经营管理权完全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在股份公司出现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其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也多集中在大股东的手里。它们的经营管理都具有明显的个人独断性和对外封闭性。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经济金融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已同社会组织、公众和政府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开放性的和社会化的管理体系。其突出表现是：
　　第一，从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的股份公司，其经营管理日益走向了公开化和社会化。其一，公司的经营由股东的直接约束（即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由股东大会决定，由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执行）转为由社会间接约束。这不仅表现在股份公司要定期地真实地向社会公示其经营财务状况，接受社会监督，而且在其具有决策地位的董事会中，必须有相当比重（一般为40%左右）的独立董事，即不握有公司股份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董事，以制约董事会中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同时，由于存在规范运作的股票市场，对公司业绩的评价不仅来自公司本身和股东“用手投票”的评价，也来自股市中股票价格涨落和公众卖出买入其股票的所谓“用脚投票”对其公司实绩和前途的评价。其二，现代股份公司不仅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上发生了分离，连经营权也发生了分化，许多原来由公司自己承担的管理职能被委托给社会上的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如为企业收集、整理、提供信息服务和战略服务的咨询公司；接受企业委托为企业进行帐目清理、财务分析、财务管理的财务公司；为企业经营风险进行各种担保的保险公司，以及收款公司、送货公司、广告公司、资产评估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形成一个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网络，使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了更大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其三，在西欧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共决制”，即企业的重大事项由资方和职工共同决定的制度。如德国1975年通过的《共决法》规定，除煤炭工业外，一切行业的企业监事会和与之相适应的工厂委员会中，工人的代表不得少于1/2。企业的重大问题，如关厂、合并、改变工艺、受雇、解雇、调职、晋升、工资等级、劳动报酬、职工培训等，都由监事会和工厂委员会决定，每个代表一票，多数通过。这表明，工人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
　　第二，从中观层面的产业来说，各产业部门都建有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它们与下属企业进行协商建立自律性的经营管理的规则、规章和制度，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同时，现代企业经营离不开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依赖。商业银行是企业经营资金的重要提供者，保险公司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担保者。而企业为了得到银行资金的及时供应，得到保险公司的有效保护，在经营管理上必须接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监督。这样，不论是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相互制约和监督，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了更大的公开性和社会性。
　　第三，从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来说，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政府是国民经济的调节者。政府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手段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着引导和约束作用，从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更高的社会性。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前，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占据统治地位，在很长的时期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倡导“小政府大市场”和政府只对市场经济发挥“守夜人”的作用，强烈反对政府对经济、对市场和对企业的干预和调节。但是，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地接受了以政府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为基本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政府日益介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环节和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形成了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在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状态和结果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调节不仅是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发挥其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能，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社会化的延伸和重要表现。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调节一方面力图给企业的经营提供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损害职工、公众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纠正和惩处，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更加规范和更加开放。
　　最后还应特别指出，现代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程度已经超出了一国范围，具有了国际性。战前，西方国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各自为政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经营管理战略和手段。现在，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企业要生存与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重视国际协调与合作。例如，凡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企业的对外经贸活动，必须符合或体现WTO的原则和协定，否则就将被起诉和制裁。
　　总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是经济信用化、股份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企业管理手段的电子化、网络化，为管理的社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现代企业资本的社会化为企业管理社会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反过来，管理的社会化也推进了管理的网络化和资本社会化。
　　　　三、分配在社会化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分配社会化的意义和作用，比资本社会化更具本质性。一般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度决定产品的分配制度，或者说资本所有权决定产品分配权，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但是，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在经济生活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素，而是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甚至具有改变所有制和所有权性质的能量。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权、资本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等的经济意义或它们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实际收益上。如果它们没有收益，它们就失去

了经济意义和价值；如果它们收益减少了，就意味它们的经济价值降低了；如果它们的分配对象和方式改变了，就意味它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企业分配权的削弱，就意味着企业所有权的削弱；企业收入分配的社会化，就意味着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战后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收入分配权在削弱，政府和社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加强，表现出分配社会化的趋势。
　　第一，政府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一般是经过两次分配，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的分配，即企业将企业的净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工资分配给职工，另一部分作为利润留给资本所有者。然后进入再分配过程，即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把个人收入和企业所得的一部分集中到自己的手里，进行社会再分配。在西方国家，进入这个社会再分配的份额，在上世纪初一般只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而现在已达到国民收入的50%左右。而且，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采取累进税制，即收入越高的人纳税率越高，收入越低的人纳税率越低，因而税收本身就是对居民的初次收入进行了有利于低收入者的重新分配。然后，政府又将税收的50%左右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和日益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险（老年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死亡遗属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等）；二是社会救助（自然灾害救助、城市贫困者救助等）；三是社会福利（住房补贴、儿童补贴、高龄老人补贴、教育补贴等）。由于社会成员的家庭状况、收入状况、就业状况等不同，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的收入也不同，这又是国民收入的一次重新分配。经过税收和福利支出这两次社会性的重新分配，社会成员的最终收入发生了重大调整和改变，因而不仅是分配社会化的突出表现，也是个人收入状况与个人财产占有状况日益背离的表现，是使社会分配公正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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