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而产生，并且也随着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而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席卷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从理论角度来探讨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来推断出一个国家采用了何种社会保障模式以及怎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或改革的轨迹。本文首先将探讨这个问题。
其次，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在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理念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根本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而且在其改革的背景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负担的不断加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或者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采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措施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如何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并在如何进行改革，以使得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人们已达成了共识。因此，本文将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演化轨迹，这对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商品化·家庭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改革与劳动力的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障是作为一种危机管理机制而存在的。但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充分地得到了论述。而在西方各国，劳动力的商品化或者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则是家务劳动的存在。劳动力与一般商品一样，为了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必须克服其特殊性。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劳动力能顺利地实现商品化。但劳动力的商品化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人的劳动力都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自由买卖对象。由于经济与道德上的原因，存在着无法成为商品化的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商品化的劳动是工资劳动，而不能商品化的劳动则是家务劳动。但把人类活动区分为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并不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有，重要的是二者互为前提条件。没有工资劳动，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而家务劳动与人类的再生产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家务劳动是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父权制化
父权制(patriarchy)是制衡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它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以下两种关系：第一，工资劳动相对于家务劳动具有一定的优势；第二，人类基于性别而进行了固定的劳动分配。在父权制下，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则从事工资劳动，由此形成了男性相对于女性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关系。而这种近代家庭形态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也是在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家庭的父权制二者相互结合下形成，它是一种使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并存成为可能的制度，也是二者历史妥协的产物。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意味着国家介入并渗透到私有领域，而且今天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政策不仅对劳动力商品化进行了限制，而且企图操纵和控制其宏观与微观经济体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们期待社会保障能够扮演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一角色，实际上迄今为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脱商品化·家庭脱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
社会保障不仅能够促进劳动力的商品化，反过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这种商品化，即脱商品化。虽然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化将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各种限制与各种支付带有社会权利这种特征的话，那末劳动力的商品化将会变得比较脆弱，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存在可以减轻饥饿压力；社会保险的存在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规律不能简单地发挥作用。在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中，劳动者由于生病、受伤、残疾、失业、老龄等原因，即使失去了劳动能力，维持生计还是可能的。这种劳动力商品化的缓和被称为脱商品化。而这种劳动力脱商品化主要是由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脱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商品化的消失。
Esping-Andersen(1990)把老龄、疾病、失业时的收入保障作为衡量脱商品化的指标，具体有养老金替代率、领取期限、自己负担保险费的多少、领取者的覆盖率等。通过这些指标可以解析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劳动力脱商品化程度。他们还利用这些指标测定了西方各国的脱商品化程度的高低，其结论是，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北欧），保守主义（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自由主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自高至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脱父权制化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是以近代家庭形态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家庭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安定的基石。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时，以不损害这种近代家庭形态为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家庭形态。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代家庭形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服务行业为主的新型女性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就业率不断上升。女性在经济上自立程度相对提高的结果，是每个人即使没有近代家庭也能够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近代家庭形态已变得比较脆弱。
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反过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又带来了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政策已难以维持父权制式的近代家庭形态这种倾向，被称为脱父权制化。目前存在着许多表示脱父权制化倾向的指标。首先是劳动条件的限制，如是否存在着男女就业机会均等的法制，如果存在的话其实施的程度又如何。其次，从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中能够分析出脱父权制化的程度，例如征收社会保险费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前者与近代家庭形态相一致，而后者是与脱父权制化相一致；遗产保险金的有无对于近代家庭形态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另外社会保障支付中男女是否平等也是促进还是阻碍女性就业的因素之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虽然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脱父权制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其程度在各个国家却并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脱父权制化并不意味着父权制的废除。而且，脱父权制化的程度，是受到了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三、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相互交叉
即使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的结合也表现得很明显。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保障的实施，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倾向也不断表现出来。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商品化·脱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脱父权制化这二者的交叉是可能的。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在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这两个坐标中，可以窥视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见图1）。
图1 从商品化与反权制化观察到的社会保障模式
第Ⅰ象限，是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以瑞典为首的北欧各国属于这个象限。1970年以后，瑞典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进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时期。而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仍然采用了以前的提高社会保障支付水平等内容的社会政策，但经济并没有好转，失业率居高不下。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由于社会民主党单独没有获得半数以上的议会席位，因此此后对过去的社会保障扩张政策进行了修正。这次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为了达到充分就业这个目的，不仅仅强化产业政策，而且也不得不采取了抑制工资水平增长的政策。第二，扩大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针虽然不变，但根据情况却降低了一部分社会保障的支付水平。
在这种政策条件下，瑞典在确保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并于1976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政府终于下台。但在1982年10月，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并吸取以往教训，采取了区别于 《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0126.html
其次，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在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理念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根本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而且在其改革的背景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负担的不断加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或者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采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措施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如何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并在如何进行改革，以使得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人们已达成了共识。因此，本文将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演化轨迹，这对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商品化·家庭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改革与劳动力的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障是作为一种危机管理机制而存在的。但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充分地得到了论述。而在西方各国，劳动力的商品化或者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则是家务劳动的存在。劳动力与一般商品一样，为了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必须克服其特殊性。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劳动力能顺利地实现商品化。但劳动力的商品化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人的劳动力都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自由买卖对象。由于经济与道德上的原因，存在着无法成为商品化的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商品化的劳动是工资劳动，而不能商品化的劳动则是家务劳动。但把人类活动区分为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并不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有，重要的是二者互为前提条件。没有工资劳动，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而家务劳动与人类的再生产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家务劳动是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父权制化
父权制(patriarchy)是制衡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它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以下两种关系：第一，工资劳动相对于家务劳动具有一定的优势；第二，人类基于性别而进行了固定的劳动分配。在父权制下，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则从事工资劳动，由此形成了男性相对于女性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关系。而这种近代家庭形态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也是在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家庭的父权制二者相互结合下形成，它是一种使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并存成为可能的制度，也是二者历史妥协的产物。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意味着国家介入并渗透到私有领域，而且今天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政策不仅对劳动力商品化进行了限制，而且企图操纵和控制其宏观与微观经济体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们期待社会保障能够扮演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一角色，实际上迄今为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脱商品化·家庭脱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
社会保障不仅能够促进劳动力的商品化，反过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这种商品化，即脱商品化。虽然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化将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各种限制与各种支付带有社会权利这种特征的话，那末劳动力的商品化将会变得比较脆弱，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存在可以减轻饥饿压力；社会保险的存在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规律不能简单地发挥作用。在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中，劳动者由于生病、受伤、残疾、失业、老龄等原因，即使失去了劳动能力，维持生计还是可能的。这种劳动力商品化的缓和被称为脱商品化。而这种劳动力脱商品化主要是由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脱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商品化的消失。
Esping-Andersen(1990)把老龄、疾病、失业时的收入保障作为衡量脱商品化的指标，具体有养老金替代率、领取期限、自己负担保险费的多少、领取者的覆盖率等。通过这些指标可以解析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劳动力脱商品化程度。他们还利用这些指标测定了西方各国的脱商品化程度的高低，其结论是，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北欧），保守主义（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自由主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自高至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脱父权制化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是以近代家庭形态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家庭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安定的基石。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时，以不损害这种近代家庭形态为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家庭形态。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代家庭形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服务行业为主的新型女性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就业率不断上升。女性在经济上自立程度相对提高的结果，是每个人即使没有近代家庭也能够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近代家庭形态已变得比较脆弱。
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反过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又带来了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政策已难以维持父权制式的近代家庭形态这种倾向，被称为脱父权制化。目前存在着许多表示脱父权制化倾向的指标。首先是劳动条件的限制，如是否存在着男女就业机会均等的法制，如果存在的话其实施的程度又如何。其次，从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中能够分析出脱父权制化的程度，例如征收社会保险费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前者与近代家庭形态相一致，而后者是与脱父权制化相一致；遗产保险金的有无对于近代家庭形态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另外社会保障支付中男女是否平等也是促进还是阻碍女性就业的因素之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虽然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脱父权制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其程度在各个国家却并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脱父权制化并不意味着父权制的废除。而且，脱父权制化的程度，是受到了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三、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相互交叉
即使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的结合也表现得很明显。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保障的实施，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倾向也不断表现出来。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商品化·脱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脱父权制化这二者的交叉是可能的。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在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这两个坐标中，可以窥视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见图1）。
> 附图
图1 从商品化与反权制化观察到的社会保障模式
第Ⅰ象限，是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以瑞典为首的北欧各国属于这个象限。1970年以后，瑞典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进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时期。而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仍然采用了以前的提高社会保障支付水平等内容的社会政策，但经济并没有好转，失业率居高不下。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由于社会民主党单独没有获得半数以上的议会席位，因此此后对过去的社会保障扩张政策进行了修正。这次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为了达到充分就业这个目的，不仅仅强化产业政策，而且也不得不采取了抑制工资水平增长的政策。第二，扩大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针虽然不变，但根据情况却降低了一部分社会保障的支付水平。
在这种政策条件下，瑞典在确保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并于1976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政府终于下台。但在1982年10月，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并吸取以往教训，采取了区别于 《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