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上］

就是指生产队，就是1961年所确定的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那个队在南方主要是指自然村落，自然村落是农村共同体的自然边界，超越这个边界，如果把所有制级别提高到大队或公社这一级别，那么，立即就形成了混乱，1958年到1963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在农村寻找什么样的共同体作为集体的基本单位的实验期，他最终确定自然村落是基本单位。这二十年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高速发育，就使得我们民族的所有家庭和个人都必须依赖于市场而生存，尤其是2.34亿农户家庭，他们的自给率已经逐渐降低，都必须为买进一些东西，如果他的农副产品销售所取得的现金，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那他必须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就是打工。因此，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货币经济当中，卷入了市场，人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高度流动，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原有的生存方式，习惯和交往方式都处于接体和不适应的状态，而新的习惯和交往方式都还处在艰苦的摸索过程当中，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处于一种相当不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借用西方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是原始群体的解体，从群体到个人的过程，这个观点诸位如有兴趣可以参看梅因的《古代法》，也可以看马克思的著作，很短的一篇，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言中有段话就专讲这个问题，我在1994年也专门就这个关系写了本书叫《中国单位体制研究》，还有个副标题叫《走出理想城堡》。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的开头，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把原有共同体肢解，将其成员变成追求独立的个体利益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从群体走向个体。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些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这样，建立原有的共同体或者单位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还能不能够适应于今天这样一个已经被分解了的社会呢？换言之，以德能不能治国呢？这是一个很让人焦虑的问题。当然，我这里不是对江总书记的治国方略提出疑问的意思，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法都不能治，德能治吗？

    而这个问题，在整个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学家都在不断探讨不断设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现在市场经济的发育，肢解了原有的共同体，使得人成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追逐独立的个人利益的个体，这个过程正在今天的中国处于逐渐展开的过程当中，也就是群体的衰亡之中，建立在群体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群体主义同时处于衰亡，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个人在成长之中，个人主义也在发育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德无法治理无法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这个结论是托克维尔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后，怀着对本民族的焦虑到美国考察美国人是如何治理她的基层社会和国家的，于是就有了一本重要的著作《民主在美国》。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市场、私有制、竞争它一方面造成破坏原有的共同体，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复杂的有机的关系，社会变成了一个有机体，而从前的社会包括计划经济，很难说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简单的比方，唐山发生了毁灭性的地震，但对中国居民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对中国的经济也没有大影响波动，但我们看看“911”美国世贸大楼被撞塌，不但对美国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影响到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有机和无机的差别。? 执?挠谢?缁幔?侨擞胫?涓叨攘?得懿豢煞值挠谢?缁帷?/P> 

    而中国的这个有机社会依然处在发育和成长的过程中，但是，这个社会已经在客观上造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迫使人们从事精细的社会分工，通过一种职业来获取他的报酬，他通过自己的报酬来与市场上他需要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相交换，所有的人都需要其他的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概念也是出于马克思的一个提法，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又是出自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但这一过程在人们的日常经验当中，在主观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作为个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个人地位的存在，而且，个人的利益和财富必须要通过货币来加以表达，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身份的基础，这个财富又是指个人的财富，这样，就个人主义者和他所处的社会有机体之间是无法建立起意识上的联系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个人与其小集体的联系，在精神上、在观念上、在个人主观意识上都是建立不起认同的联系的。

    三转型期的社会心理

    十九世纪的相当多的社会历史学家，试图把分化了的个人和有机化的社会打通联系起来，由此运用社会的纪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如孔德在1838年建立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现在这个社会是工业社会，(此概念来源于1820年的圣西门，基本在整个英国的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的时候，孔德是圣西门的学生)，他继承和发扬了圣西门的看法，他想出一种看法，对这个新来临的世界提出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维系这个社会的，是个人与社会新的对应维系关系，并迫使每一个人用社会的纪律和社会的要求，来约束每一个人的不断膨胀的欲望，而使得社会建立秩序。而这种维系的工具，第一个是语言，第二个是宗教。语言，这里我们不详说，对宗教，他提出旧的基督教不行了，就要创新，叫做“人道教”，以替代原来的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以人来命名，以爱为中心，以社会为膜拜对象。这个观点被后来另一个社会学家土尔干充分的加以吸收，而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一观念都在进行紧张的摸索当中。

    简要地回顾十九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形很相似，我们最近一次精神文明建设会议是在1996年举行的，可能是觉得没意思吧，现在好象没再提精神文明这档子事情了。当然，我们也看到高层领导人的焦虑，这和当年孔德的焦虑也差不多，也和我们的焦虑相似，。因为这个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由自给社会向商品社会货币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千年未遇的转型还只是刚刚展开，我们对刚刚展开的社会的不适，是产生焦虑、彷徨和牢骚的重要根源。那么，如何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个人和与社会的联通关系呢？我自己也是很困惑的，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所谓“以德治国”我认为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诊断出我们这个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

    记得我曾经叫一位朋友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的歌词翻译过来，歌词的最后一段来自席勒的一首诗，它这么说，社会的分散把我们分开，共同的精神把我们凝聚起来。他要找的，是那个把我们所有分散而且相互竞争的个体共同凝聚起来的精神共识、信仰共识，当然，他也没有找到。在德国，我们知道，后来用国家主义来取代共同认识的问题。

    这个从群体到个人的变局，在中国还可以描述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