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上］
序
在八十年代，我是到处做报道，在大学在单位的，曾自己以为自己懂得一点什么，到九十年代，就很少到外面胡说八道了，这次到北京来，是一个特例，北大请我去演讲，说有二三百人要听，结果找了二十几个人，开个座谈会，后天是清华大学，十几个人的小会议，主要是交换意见。
说到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对一个喜欢平时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考的人来讲，尤其如此。
一个民族的思考或者说研究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一个学者的最高责任是什么？我看，是在于要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把我们所关注到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如果对我们已经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诸多的现象不能给予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思考，会陷入一种思维的困顿、迷茫和焦虑。这种思考的焦虑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二十年来也没有少思考，没有少调查，也没有少读书，总的概括是，从八十年代的自以为是到九十年代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困惑多于理解。主要是与诸位同仁交流这些看法。我想讲一个多钟点，余下些时间与大家一起交流，听听诸位朋友的看法。
刚过去的二十年怎么看？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而当时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当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面，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如果这从一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在1990年的时候，他甚至这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是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那就会更尖锐起来，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我们回顾邓在1990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个预期到九十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许多学者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有种观点是危机论，而我看到的危机论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危机时期。
说到贫富的高度分化，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已经接近0.4的警戒线了，而最高的好象是0.46，这个贫富问题，尤其是加上区域的差异，就有特殊的意义，先面我们或许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利，二十年来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的膨胀是其表象，而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利日益的凌驾于社会，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个行政权利扩张的成本，就全部转移到小农经济的头上，从而引起了一个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还有关于生态之类的问题。在北京的这几天，我深刻地感受到风沙的猛烈，刚从上海来的时候，就喝了两天的风沙。关于生态问题，各人的看法和估计也不同，有的学者说，我们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递增，但是二十年的环境则是负增长，最保守的估计，是百分之八，我和几个关注环境的学者交流过，像杨帆，他说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说法，那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吃环境、吃后代的了。如果，是百分之八的话，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来看，那就是一个不增不减了。这和我们直观的感受好象不一样，就像我个人感受，这几年生活改善的怎么这么快啊？快速地进入到“修正主义”的生活了。
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年轻一代对这类问题表现的很焦虑、反感，而且，在追究这些责任的时候，都怪罪于我们党的腐败和专权。是不是这样？
一 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为了提供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是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这条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此，我不敢说。那么，是不是说，这条战略基本正确，而我们执行的某些政策出现了偏差，过错过多呢？昨天，我和陆学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所的所长，《中国社会十大阶层报告》的作者和主编)谈了一个晚上，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具体政策有问题，尤其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他把这些年来承包制小农日益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十年来政策方面的失误，比如说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比如说1994年的这个国地区税的分税制，尤其是一些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又比如说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缓慢等等，当然，政策失误还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误等问题。这些都使小农经济日益陷入困顿。这是讲战略路线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出了问题。
如果说，是战略上出了问题呢？有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运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那么前三十年是一个正的命题，那么，后二十年是个反题，正题走了二十几年，反题也走了二十几年，正题走了二十几年走不下去了，所以，有反题出来，那么，后二十年的反题也显现出走不下去的样子。所以，到了本世纪初，中华民族往何处去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他们建议，应该走合题。
这些，都是学术界的议论，那么，就我本人来看，应该把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因为考察当代，我们必须把当代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首先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这就是一个法国的历史学派，叫做布鲁代尔讲的“长时段理论”，这个理论我很服膺，它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观学说。
追溯百年来，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是被迫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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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我是到处做报道，在大学在单位的，曾自己以为自己懂得一点什么，到九十年代，就很少到外面胡说八道了，这次到北京来，是一个特例，北大请我去演讲，说有二三百人要听，结果找了二十几个人，开个座谈会，后天是清华大学，十几个人的小会议，主要是交换意见。
说到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对一个喜欢平时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考的人来讲，尤其如此。
一个民族的思考或者说研究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一个学者的最高责任是什么？我看，是在于要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把我们所关注到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如果对我们已经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诸多的现象不能给予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思考，会陷入一种思维的困顿、迷茫和焦虑。这种思考的焦虑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二十年来也没有少思考，没有少调查，也没有少读书，总的概括是，从八十年代的自以为是到九十年代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困惑多于理解。主要是与诸位同仁交流这些看法。我想讲一个多钟点，余下些时间与大家一起交流，听听诸位朋友的看法。
刚过去的二十年怎么看？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而当时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当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面，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如果这从一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在1990年的时候，他甚至这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是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那就会更尖锐起来，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我们回顾邓在1990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个预期到九十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许多学者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有种观点是危机论，而我看到的危机论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危机时期。
说到贫富的高度分化，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已经接近0.4的警戒线了，而最高的好象是0.46，这个贫富问题，尤其是加上区域的差异，就有特殊的意义，先面我们或许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利，二十年来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的膨胀是其表象，而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利日益的凌驾于社会，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个行政权利扩张的成本，就全部转移到小农经济的头上，从而引起了一个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还有关于生态之类的问题。在北京的这几天，我深刻地感受到风沙的猛烈，刚从上海来的时候，就喝了两天的风沙。关于生态问题，各人的看法和估计也不同，有的学者说，我们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递增，但是二十年的环境则是负增长，最保守的估计，是百分之八，我和几个关注环境的学者交流过，像杨帆，他说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说法，那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吃环境、吃后代的了。如果，是百分之八的话，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来看，那就是一个不增不减了。这和我们直观的感受好象不一样，就像我个人感受，这几年生活改善的怎么这么快啊？快速地进入到“修正主义”的生活了。
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年轻一代对这类问题表现的很焦虑、反感，而且，在追究这些责任的时候，都怪罪于我们党的腐败和专权。是不是这样？
一 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为了提供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是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这条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此，我不敢说。那么，是不是说，这条战略基本正确，而我们执行的某些政策出现了偏差，过错过多呢？昨天，我和陆学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所的所长，《中国社会十大阶层报告》的作者和主编)谈了一个晚上，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具体政策有问题，尤其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他把这些年来承包制小农日益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十年来政策方面的失误，比如说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比如说1994年的这个国地区税的分税制，尤其是一些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又比如说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缓慢等等，当然，政策失误还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误等问题。这些都使小农经济日益陷入困顿。这是讲战略路线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出了问题。
如果说，是战略上出了问题呢？有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运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那么前三十年是一个正的命题，那么，后二十年是个反题，正题走了二十几年，反题也走了二十几年，正题走了二十几年走不下去了，所以，有反题出来，那么，后二十年的反题也显现出走不下去的样子。所以，到了本世纪初，中华民族往何处去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他们建议，应该走合题。
这些，都是学术界的议论，那么，就我本人来看，应该把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因为考察当代，我们必须把当代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首先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这就是一个法国的历史学派，叫做布鲁代尔讲的“长时段理论”，这个理论我很服膺，它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观学说。
追溯百年来，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是被迫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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