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
0页。)身份与利益结合 起来共同构成行为体的行动。
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重 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2页。) 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 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 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比如，主权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不可侵犯的身份，因此 安全需要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 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 。)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注：王昱：“论当 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论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 》2000年第6期，第49—54页。)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它行为体 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因而国家利益也 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行为体重新认识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即“我 应该是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当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化时，行为 体将重新界定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国家利益源于国际社会化，是社会学习的 结果。故国家利益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注：Jeffer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World Politics,Vol.50,No.2,
January 1998,p.326.)托马斯·伯格认为，今 天的德国和日本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军事主义已经成为德日作为 国家自我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体现在国内规范和制度中。(注：Thomas Berger ,“Norms,Identity,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in PeterKatza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卡赞斯坦对战后日本和德国 的警察和军队作了相似的分析。观念型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观念的变 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国家利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形成 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注：参见Peter Katza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2.)
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 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 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 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者，遏制苏联成为维系美国身份的纽带，冷战帮助美国 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也终结了美国遏制苏联的 认同。原有的敌手和威胁不复存在，认同随之削弱，遏制也失去了身份依托。因此，亨 廷顿指出，美国应根据新的认同观，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调整美国的国家利 &
(二)集体认同、规范、制度与国家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身份塑造利益。身份是认知建构的产物，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体的自我界 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集体认同由此出现。由于界定行为体利益的 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构成也因此得以重塑。但集体身份的出现并不意 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必定产生集体认同。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 具有某种共同属性——都讲法语，但两国却无法建立认同感。(注：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原因在于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 的过程，集体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 性”。(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288页。)当行为体具 有利他精神时，确定利益的依托往往是集体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衡量自我利益的基 础是集体，而不是单个行为体自身；集体身份还能够使行为体克服利己主义的困境，把 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的程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第380页。)甚至让度部分自利以成就集体共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 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当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 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注：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文汇出版社2 002年版，第225页。)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 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拉吉认为，身份影 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注：John Ruggie,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cy:Essays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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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重 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2页。) 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 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 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比如，主权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不可侵犯的身份，因此 安全需要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 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 。)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注：王昱：“论当 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论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 》2000年第6期，第49—54页。)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它行为体 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因而国家利益也 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行为体重新认识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即“我 应该是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当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化时，行为 体将重新界定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国家利益源于国际社会化，是社会学习的 结果。故国家利益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注：Jeffer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World Politics,Vol.50,No.2,
January 1998,p.326.)托马斯·伯格认为，今 天的德国和日本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军事主义已经成为德日作为 国家自我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体现在国内规范和制度中。(注：Thomas Berger ,“Norms,Identity,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in PeterKatza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卡赞斯坦对战后日本和德国 的警察和军队作了相似的分析。观念型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观念的变 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国家利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形成 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注：参见Peter Katza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2.)
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 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 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 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者，遏制苏联成为维系美国身份的纽带，冷战帮助美国 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也终结了美国遏制苏联的 认同。原有的敌手和威胁不复存在，认同随之削弱，遏制也失去了身份依托。因此，亨 廷顿指出，美国应根据新的认同观，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调整美国的国家利 &
nbsp;益，“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注：Samuel Huntington,“The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 97.)
(二)集体认同、规范、制度与国家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身份塑造利益。身份是认知建构的产物，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体的自我界 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集体认同由此出现。由于界定行为体利益的 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构成也因此得以重塑。但集体身份的出现并不意 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必定产生集体认同。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 具有某种共同属性——都讲法语，但两国却无法建立认同感。(注：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原因在于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 的过程，集体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 性”。(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288页。)当行为体具 有利他精神时，确定利益的依托往往是集体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衡量自我利益的基 础是集体，而不是单个行为体自身；集体身份还能够使行为体克服利己主义的困境，把 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的程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第380页。)甚至让度部分自利以成就集体共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 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当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 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注：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文汇出版社2 002年版，第225页。)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 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拉吉认为，身份影 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注：John Ruggie,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cy:Essays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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