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
某种无政府结构的特征，身份的实践和互动验证并再造认 同，一旦某种结构得以制度化，便成为强大的惯性源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 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规范的内化使国家遵守无政府 逻辑，按照体系建构的身份和利益行动。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和冷战结束后的 美国与俄罗斯，由于认同的转变双方关系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视对方为敌手进行 彼此遏制转变为相互接触与合作。温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无 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结构塑造不同的国家间身 份——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关系，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国家间关系，并对国际安全发挥 直接的决定作用。
在霍布斯结构下，国家视对方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敌人这种认同意味着，行为体不承 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以及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一国的生存是以他国 的死亡为前提的，因此采取强硬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而 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为了和平积极扩军备战，以及在真正的战争中无限 制地使用暴力，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抢占先手，粉碎敌人的第一 次打击。(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0—331页。)而对他者 的再现建构了敌手身份。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一个共 有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他们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 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分别是对方的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 (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当敌意成为体系 内主导角色的时候，国家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 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页。)的关系模式就会产生。
洛克文化状态下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 提下，展开竞争，武力的使用受到主权结构的限制。霍布斯文化中剥夺和统治对方的念 头被“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理念所代替。在洛克结构中，国家间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 又合作，双方不以消灭对方为生存的理由，而是在竞争中发展出合作。在洛克文化中， 国家以竞争对手的身份看待对方，因而建构出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国际关系。纵然对手 同敌人身份之间存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都有对抗的意味，不完全承认对方的存在，但 两者在对待他者和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并因此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国 际关系。敌人希望改变对方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对手承认对方的生命和自由，只是 欲从对方手中拿走一部分财物；敌人在使用暴力时是毫无限制的，有毁灭性倾向，因为 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
康德文化与上述两种文化截然不同。上述两种文化形成的都是无政府自助体系，其中 ，霍布斯文化是纯粹的自助状态的无政府体系。虽然洛克文化在暴力的使用程度上与霍 布斯文化存在本质区别，而且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但其合作的基础仍 是自助的。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行为体才彻底抛弃了自助模式，建立了朋友关系的集体 认同。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是康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强调朋友关系的角色结构中， 国家间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即非暴力原则；在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 三方威胁时，双方将共同作战，即互助原则。(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 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在康德文化中，互为朋友的国家间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共同体 ，而合作和结盟已经不再是洛克文化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洛克文化中合作含有对双方最 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而朋友身份对持久友 谊的预期使得即使双方发生争吵也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康德结构中的非暴力和互助原则建构出他助体系 ，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则是世界大同。
概而言之，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间建构的是敌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因而处于有你无 我的相互敌对关系中；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不再以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 重主权的前提下开展竞争，各国间处于竞争和有限制地运用暴力的对抗中；在康德结构 里，非暴力和互助观念的集体认同使国家间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合作的性质也从自助式 演变为他助式的协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安全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文化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集体认同之所以决定 国际安全，主要是因为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构筑出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困境和安全 共同体都是由国家建构的，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和建构作用。国际 集体认同建构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战争 的或和平的，而国际集体认同的转化会重新定义安全利益的内涵，从而使国家改变实现 安全的方式。
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认同决定了彼此互相为敌，国家处于原始的自然竞争状态。 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50多年的纷争验证 了敌人身份是如何造就阿以间持续冲突的。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图中从来就没有犹太 人的存在，犹太人被看作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土地的民族。阿拉伯世界认 为不应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给犹太人以“公正的生存权”，因此采取罢工和暴动的方 式反对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不使建国愿望破灭，犹太人认识到 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分治及建国。阿犹间这种对问题的认知，几乎成为其后50多年冲突 的基本模式。阿拉伯人旨在消灭以色列，事实废止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人则要武装保卫 以色列，事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注：参见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 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阿犹之间在意识上都以剥夺对方的生存 权实现自身的安全，相互的行为使敌人的认同再现、验证和强化。敌人的存在是对自身 安全的威胁，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统治和驾驭敌人，剥夺它的生存权。这种想法使得双 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在非战阶段积极地发展武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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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布斯结构下，国家视对方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敌人这种认同意味着，行为体不承 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以及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一国的生存是以他国 的死亡为前提的，因此采取强硬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而 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为了和平积极扩军备战，以及在真正的战争中无限 制地使用暴力，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抢占先手，粉碎敌人的第一 次打击。(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0—331页。)而对他者 的再现建构了敌手身份。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一个共 有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他们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 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分别是对方的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 (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当敌意成为体系 内主导角色的时候，国家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 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页。)的关系模式就会产生。
洛克文化状态下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 提下，展开竞争，武力的使用受到主权结构的限制。霍布斯文化中剥夺和统治对方的念 头被“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理念所代替。在洛克结构中，国家间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 又合作，双方不以消灭对方为生存的理由，而是在竞争中发展出合作。在洛克文化中， 国家以竞争对手的身份看待对方，因而建构出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国际关系。纵然对手 同敌人身份之间存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都有对抗的意味，不完全承认对方的存在，但 两者在对待他者和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并因此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国 际关系。敌人希望改变对方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对手承认对方的生命和自由，只是 欲从对方手中拿走一部分财物；敌人在使用暴力时是毫无限制的，有毁灭性倾向，因为 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
势地位，(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第331页。)而对手身份却对暴力使用有所节制；敌手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没有内 在限制，除非受到实力或外部力量的制约，对手之间的暴力是自我约束的，受到相互承 认生存权利的管束。(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9页。 )一言以蔽之，霍布斯文化是一种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下的暴力，而洛克文化则是文明 社会的对抗。
康德文化与上述两种文化截然不同。上述两种文化形成的都是无政府自助体系，其中 ，霍布斯文化是纯粹的自助状态的无政府体系。虽然洛克文化在暴力的使用程度上与霍 布斯文化存在本质区别，而且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但其合作的基础仍 是自助的。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行为体才彻底抛弃了自助模式，建立了朋友关系的集体 认同。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是康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强调朋友关系的角色结构中， 国家间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即非暴力原则；在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 三方威胁时，双方将共同作战，即互助原则。(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 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在康德文化中，互为朋友的国家间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共同体 ，而合作和结盟已经不再是洛克文化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洛克文化中合作含有对双方最 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而朋友身份对持久友 谊的预期使得即使双方发生争吵也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康德结构中的非暴力和互助原则建构出他助体系 ，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则是世界大同。
概而言之，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间建构的是敌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因而处于有你无 我的相互敌对关系中；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不再以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 重主权的前提下开展竞争，各国间处于竞争和有限制地运用暴力的对抗中；在康德结构 里，非暴力和互助观念的集体认同使国家间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合作的性质也从自助式 演变为他助式的协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安全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文化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集体认同之所以决定 国际安全，主要是因为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构筑出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困境和安全 共同体都是由国家建构的，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和建构作用。国际 集体认同建构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战争 的或和平的，而国际集体认同的转化会重新定义安全利益的内涵，从而使国家改变实现 安全的方式。
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认同决定了彼此互相为敌，国家处于原始的自然竞争状态。 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50多年的纷争验证 了敌人身份是如何造就阿以间持续冲突的。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图中从来就没有犹太 人的存在，犹太人被看作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土地的民族。阿拉伯世界认 为不应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给犹太人以“公正的生存权”，因此采取罢工和暴动的方 式反对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不使建国愿望破灭，犹太人认识到 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分治及建国。阿犹间这种对问题的认知，几乎成为其后50多年冲突 的基本模式。阿拉伯人旨在消灭以色列，事实废止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人则要武装保卫 以色列，事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注：参见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 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阿犹之间在意识上都以剥夺对方的生存 权实现自身的安全，相互的行为使敌人的认同再现、验证和强化。敌人的存在是对自身 安全的威胁，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统治和驾驭敌人，剥夺它的生存权。这种想法使得双 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在非战阶段积极地发展武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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