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争辩析
是什么。”列宁也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另一位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埃尔斯特认为，历史唯物论中有一些问题即便用柯亨的方法也是无法解决的，马克思关于历史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与他对具体情节的解释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他辩解道：(1)马克思在一些地方论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问题时，提到人口增长而不是生产力发展是打破这些早期生产方式的原因。(2)马克思对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的解释也与他的一般理论不一致，应作出修正：第一，生产力的水平确能参与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但最能说明问题的似乎是剩余价值的榨取，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或利用。第二，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的规模经济效益，剥削可以看作是促进经济生产力的利用，甚至看作促进其发展。(3)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不是历史分析的对象。如果根据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来建构，这种转变似乎是不可能的。认为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客观上生产力必须发展到社会主义事实上可行的水平；二是主观上工人必须觉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压抑，生活根本不幸福，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切实可行的更好选择，然后工人阶级必须有机会而且愿意主动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不能相容，变革就要发生时，这本身是保证了客观条件生产力水平得到满足。但是主观条件很难满足，因为“假设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情况都不错，那么所谓共产主义制度将会更好，这种抽象的可能性是不会激起工人断然采取行动爆发革命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变革时要付出的代价都会妨碍工人革命。其逻辑结论是，所谓的历史规律只是一个良好的主观想象而已。
埃尔斯特论点，可归结为“资本主义永恒论”和“历史终结论”。他看到了人口、资本、剥削等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一面，但忽视了在资本主义内部不能解决的基本矛盾，以及其导致的对人和社会的异化，对自由、公正、平等的价值扭曲。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内在地催生着新的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然要求对整个资本体系加以逐步否定。历史发展的终极意义是在财富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资本的局限性正在于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在方式上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是，以实践对现存世界进行批判、否定和变革，它是无产阶级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当然，唯物史观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作出大致展望（这一点已被人类现实部分验证），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观条件由什么因素激发，在哪一时刻爆发，走什么道路，这是由现实社会各种矛盾运动发展的综合因素决定的，它不是预言家所能随意想象的。但是，历史运动趋势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上述对唯物史观的置疑是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实版本。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以“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也对唯物史观持有歧见，否认柯亨对马克思的辩护。他认为柯亨辩护的三个主要思想（即历史首先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理解，各种社会形态根据其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方式而存在或被取代；功能分析对于说明上面两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逻辑上是必要的）是成问题的。理由是：历史如果是指我们拥有一些可靠文献的各种人类文化史，那它就不能按照一般的进化论图式去构造，更不能乞求于生产力的扩展这个首要基础，在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中，没有一种单一因素如生产力的增长理论可能得到证实。吉登斯虽然承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关系，然而他认为统治的基础是政治不平等。在封建剥削中首先是政治上的，当代资本主义除了阶级压迫，还有种族、性别以及国际性剥削，这些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都没有充分解释。
吉登斯关注到了当今世界不平等在范围和内容上的增殖，尤其是权力在社会不平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单一因素”决定论以及否定生产力的根本性作用则是错误的。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生产力为起点，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同时，唯物史观也承认社会发展是由现实的各种因素形成“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但是，政治和文化等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解释和说明的，没有“自在之物”。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一些基本原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问题的指导意义已经不再适用，应该加以修正。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靠机械化、自动化和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来实现，这同资本主义前期资本家主要靠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和压榨获得剩余价值不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福利在不断改善，阶级矛盾日趋缓和。表象上生产力的发展不再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因素，而是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和发展的因素。这样，“在今天的科学技术理性时代，不是基础、不是经济，而是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因素”。尤其是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公共政策的广泛实施，国家广泛地干预经济使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发生了矛盾，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已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现在不是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主要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起主导作用。
其实，恩格斯早就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而这正是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相反为历史变革准备了更充足的物质基础和主体条件。因此，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暂时适应生产力发展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将生产力作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手段，否定了阶级关系的矛盾和对抗性。在认识上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相混淆，更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歪曲。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昭示资本主义必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争辩析(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0152.html
另一位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埃尔斯特认为，历史唯物论中有一些问题即便用柯亨的方法也是无法解决的，马克思关于历史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与他对具体情节的解释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他辩解道：(1)马克思在一些地方论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问题时，提到人口增长而不是生产力发展是打破这些早期生产方式的原因。(2)马克思对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的解释也与他的一般理论不一致，应作出修正：第一，生产力的水平确能参与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但最能说明问题的似乎是剩余价值的榨取，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或利用。第二，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的规模经济效益，剥削可以看作是促进经济生产力的利用，甚至看作促进其发展。(3)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不是历史分析的对象。如果根据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来建构，这种转变似乎是不可能的。认为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客观上生产力必须发展到社会主义事实上可行的水平；二是主观上工人必须觉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压抑，生活根本不幸福，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切实可行的更好选择，然后工人阶级必须有机会而且愿意主动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不能相容，变革就要发生时，这本身是保证了客观条件生产力水平得到满足。但是主观条件很难满足，因为“假设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情况都不错，那么所谓共产主义制度将会更好，这种抽象的可能性是不会激起工人断然采取行动爆发革命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变革时要付出的代价都会妨碍工人革命。其逻辑结论是，所谓的历史规律只是一个良好的主观想象而已。
埃尔斯特论点，可归结为“资本主义永恒论”和“历史终结论”。他看到了人口、资本、剥削等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一面，但忽视了在资本主义内部不能解决的基本矛盾，以及其导致的对人和社会的异化，对自由、公正、平等的价值扭曲。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内在地催生着新的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然要求对整个资本体系加以逐步否定。历史发展的终极意义是在财富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资本的局限性正在于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在方式上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是，以实践对现存世界进行批判、否定和变革，它是无产阶级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当然，唯物史观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作出大致展望（这一点已被人类现实部分验证），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观条件由什么因素激发，在哪一时刻爆发，走什么道路，这是由现实社会各种矛盾运动发展的综合因素决定的，它不是预言家所能随意想象的。但是，历史运动趋势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上述对唯物史观的置疑是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实版本。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以“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也对唯物史观持有歧见，否认柯亨对马克思的辩护。他认为柯亨辩护的三个主要思想（即历史首先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理解，各种社会形态根据其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方式而存在或被取代；功能分析对于说明上面两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逻辑上是必要的）是成问题的。理由是：历史如果是指我们拥有一些可靠文献的各种人类文化史，那它就不能按照一般的进化论图式去构造，更不能乞求于生产力的扩展这个首要基础，在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中，没有一种单一因素如生产力的增长理论可能得到证实。吉登斯虽然承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关系，然而他认为统治的基础是政治不平等。在封建剥削中首先是政治上的，当代资本主义除了阶级压迫，还有种族、性别以及国际性剥削，这些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都没有充分解释。
吉登斯关注到了当今世界不平等在范围和内容上的增殖，尤其是权力在社会不平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单一因素”决定论以及否定生产力的根本性作用则是错误的。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生产力为起点，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同时，唯物史观也承认社会发展是由现实的各种因素形成“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但是，政治和文化等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解释和说明的，没有“自在之物”。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一些基本原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问题的指导意义已经不再适用，应该加以修正。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靠机械化、自动化和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来实现，这同资本主义前期资本家主要靠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和压榨获得剩余价值不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福利在不断改善，阶级矛盾日趋缓和。表象上生产力的发展不再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因素，而是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和发展的因素。这样，“在今天的科学技术理性时代，不是基础、不是经济，而是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因素”。尤其是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公共政策的广泛实施，国家广泛地干预经济使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发生了矛盾，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已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现在不是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主要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起主导作用。
其实，恩格斯早就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而这正是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相反为历史变革准备了更充足的物质基础和主体条件。因此，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暂时适应生产力发展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将生产力作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手段，否定了阶级关系的矛盾和对抗性。在认识上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相混淆，更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歪曲。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昭示资本主义必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争辩析(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