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争辩析

然灭亡的理论基础，剩余价值规律是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阶段的体现。正是依托于这一发现，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了客观上的经济学根据和政治条件。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已失效。认为当今自动化从性质上改变了“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关系，朝着生产率由机器而不是由个别产品来决定的方向发展，剩余价值的源泉不再是对工人的剥削，而是科技本身。在科学技术统治论指导下，他们宣扬劳动价值论学说的应用前提告吹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科学技术在能够使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前提下，不仅转移了价值，而且还作为劳动过程本身有条件地创造了价值。
以知识和技术等为生产要素否定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技术是劳动力和生产力的一部分，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技术和机器仍然是劳动的产物，它的价值仍然是由劳动所赋予的。科学技术的运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因此，技术、知识、信息、管理只是生产的要素，是财富的来源之一，而工人的劳动依然是剩余价值的最终源泉，科学技术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客观存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生产自动化程度极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适用的。
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个反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斥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已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再适用。基于理论上的需求，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西方社会的难题和危机。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模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使得所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是过时的、不正确的理论思维方式。他批判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项基本假定”，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划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及生产方式发展序列的观点。认为经济成为基础只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在后工业社会，许多以往被马克思看做是上层建筑的国家交往等因素并未随经济而变化，反之对经济结构起决定性影响。在他看来，“进化优势将从经济领域转到教育和科学系统。”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缓和了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使“阶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阶级意识涣散了，被纳入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并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冲突不再具有传统阶级冲突的性质，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新的冲突是在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领域中形成的。”哈贝马斯取消了马克思的经济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基于差异化的大众文化冲突论来替代阶级斗争理论。在去阶级化分析的基础上，试图以合理的交往行动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性”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民主“协商政治”取代基于阶级利益博弈的解放政治，从而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面对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统治人的一种异化力量。哈贝马斯不是从资本的本性出发来解释异化的根源，而是错误地诊断为劳动的过分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因此要扬弃科学技术的异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这同时意味着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重大转变，即历史理性的关注点从“主客体”结构向“主体间性”结构转换。认为正是主体间的交往行动合理化可以消解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自律性和异化性质。劳动和交往是人类的两种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同语言交往相比，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劳动和分配所取得的进化成就显然先于“发展了的语言交往”的出现。但是，交往并不因此变成了附属的和被决定的因素，也就是“主体具有的仪式化被保证的行为规范，不能被简化化为工具性的或战略性的行为规则”。在他看来，语言交往在人类进化与生存中不但同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其重要性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强。哈贝马斯把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类的自我创造活动视为黑格尔主义式的概念思维，即通过劳动，人们学习如何支配自然世界和发展教育或技术知识，并在劳动关系中进行结构分析。认为社会交往才是人类独特的能力，交往要求对人们的角色、行为规范以及社会合作的内在本质获得主观上一致的认同。个体和社会都经历了一个从前传统到传统再到后传统意识的道德认知发展过程，普遍的学习水平就反映在他们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之中。依他之见，生产能力的扩大并不能解释内部主观能力的发展，交往行动有他自己的进化路径。这意味着“阶级冲突不再是历史的动力”。基于对劳动与交往关系的上述理解，哈贝马斯试图以合理的交往行为模式建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
其一，社会进化在于交往合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的奋斗目标可以归结为交往合理化的社会。现代科学技术使人的交往越来越不合理，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不但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加以变革的目的，且决定着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社会制度的稳定。交往行为是指人们的相互作用，是主体间产生的以符号或语言为媒介，以社会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规则，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就是交往行为及其生活形式中的人，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技的工具理性以及国家的干预侵入人的生活世界使人际交往缺乏信任，冲突纷起。由于交往行为完全离开以理解为目的，而纯粹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所以，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尤为迫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已不在生产领域，而在人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等公共领域。
其二，借助语言对话构建共同的道德标准。在哈贝马斯看来，以共同规范为基础的协调行为是由人们的统一认识促成的，“有效的规范能为认可规范的所有个体自由的接受”，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通过民主政治进行商谈或对话。交往须进行对话，交往也即是对话。为了顺利地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还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双方了解自己的真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这样语言就成了促进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决定因素。在交往中对话双方应该遵守的语言规则是：(1)语言的可理解性。即对话双方必须用一种能够让对方理解自己的语言，因为语言可以为建立和改进人际关系服务；(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争辩析(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