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争辩析

2)意向的真诚性。即商谈双方必须真正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每次表述都要讲求信用。双方在对话中的行为还应以相互理解为导向，而不以牟取成就和私利为导向，更不能把一方的理解强加于他者。
其三，主体的学习机制与社会进化。合理的交往行为不仅依赖于科学的规范标准和真诚有效的语言系统，而且还有赖于主体的学习机制。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的学习不仅包括认知与技术学习过程，也包括道德和实践学习过程，后一个维度的学习过程导致交往资源的获得和自我同一性建立，也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以个体的道德发展为宗旨的学习机制很重要，一方面，主体的自我同一性即主体能够就规范本身进行论证，为主张和行为辩护，交互性行为是建立在对规范的普遍有效性的反思与商谈基础之上的，代表着个体的主体性发展。另一方面，学习机制也同时成为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因为最初由各个社会成员或边缘集团获得学习能力，经过示范的学习过程，进入了社会的解释系统；集体具有的意识结果和知识储备作为经验知识和道德的实践观点，是一种能够被社会所使用的认识的潜在(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力量。一个社会，当它把包含在世界观中的认识的潜在力量用来重新组织行为系统时，它能够进行进化性质的学习。而“当一种新的组织原则的实施，就意味着社会的一体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个新水平又使现有的知识得到补充，或者产生新的技术组织知识，这就是生产力的一种提高和体制的复合性的一种扩大。因此，对社会进化来说，道德实践意识领域中的学习过程具有起搏器的功能。”
其四，主体间性的建立与技术异化的扬弃。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交往活动的核心是建立“主体间性”。所谓主体间性就是自主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民主的、合理的交互关系或相互作用。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的确立为交往的合理化和异化的扬弃奠定了基础。主体间性是在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确认的是阶级、集团、政党这样一些种的主体，而社会进化的承担者应该是社会和纳入社会中的行为主体，或者是具有“自我同一性”的社会个体。“社会和个体与他们的自我同一性和集团同一性一起经历着变化。既然社会进化应该指向统一化了的个体自觉影响他们自身进化进程的方向，这里自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主体，至多是自我建立的、高水平的、主观际性的共同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发展使人沦为物质的附庸和金钱的奴隶，在“主客体”结构模式中突出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以及把人当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理性，消解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我性。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交往关系的不平等和异化，这是科学技术等文化力量异化的深层基础，而交往的合理化是扬弃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本途径。
综合观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不是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社会交往形式这一历史唯物论，而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主观地从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强调文化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交往及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来解释社会历史进化过程。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突出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的自由平等、合理交往，并以价值理性、交往理性来消解资本关系下的技术异化和社会矛盾，从文化批判和文化解释学视角出发，企望构建一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与统一的规范结构来“重建”理想化的社会形态。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的目的在于，从道德的层面通过对话、协商达成一致性协议，获得立足于主体间性的真理，实现共识，推进法律和民主建设。他从交往理性出发把公共领域当作权力斗争的领域，倡导基于对话的“参与民主”，从而为以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为中心的激进民主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关于“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建设的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从批判理论走向建构理论的一个转折，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霸权的批判走向对更多元的民主社会的建构，这是其文化批判的一个发展。但是这种做法的实质是，以大众民主、话语互动等多元文化形式的权力抗争来取代劳动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以差异认同为特点的激进民主政治来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政治，以争取形式上的自由和解放的民主社会目标来取代无产阶级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建立真正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哈贝马斯基于建设合理化公共领域的社会批判理论，错误地对马克思基于劳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冲突理论进行的全面“重建”，完全放弃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文化学说，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损毁和脱离。它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环境下通过文化批判和道德进化来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和统治的合法化，显然是具有思想乌托邦的幻想。交往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体现，离开社会生产关系实现交往理性的民主是非常肤浅的想法。它摒弃了马克思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出发对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及其实践改造，是用解释学的方法理想地建构现代交往理性，因而是文化主义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唯物史观和其本质的区别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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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争辩析(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