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诚信的伦理学思考

矣。”古语有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了至诚的境界，自我高度统一，自我的天然性能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最终达到赞助天地化育的神奇境界。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干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常常自己给自己鼓劲，使自己集中精力，使自我内部统一起来，这就是一种诚的功夫。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诚，也就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自我，其心灵是散的，外部表情也是散的，对外部信息的感应是浅淡的。这样一种心灵状态，做事不可能做得漂亮，修德不可能有效果，与人相处不可能交成好朋友。《中庸》所说“不诚无物”就是这个意思。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总要与他人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言行来进行的。成于中必显于外。心有诚意，口则必有信语；口有信语，身则必有慎行。一个人能够长期地坚持以诚信待人处世，就会形成诚信的人格。具有诚信人格的人，就会赢得人们的普遍信赖。自尊者人尊之，自敬者人敬之，自信者人信之，这是人际交往的必然规律。
　　一个人诚信与否，是以行为和时间来检验的。孔子曾讲，“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一个有道德的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自己诚信故而也相信别人的诚信。然而，人并不都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的，因此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有的人自以为很高明，认为人都很好欺骗，故而长于言而短于行。但是，人毕竟是不能靠欺骗生活的，当其欺骗的把戏被人们普遍知晓的时候，这种人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没有欺骗的市场。童话中讲的“狼来了”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某些人欠缺诚信的美德，却不思如何实际地约束自己、提高诚信度，而是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伪装诚信。《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在隐蔽的地方，在微小的地方，常常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正的面目。即使伪装的再高明，总是会露出破绽和马脚的。只有表里一致的人，才没有破绽。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内在德性诚实的人一般都从来不表白自己的诚实，而惯于说谎的人总是诚恳地向人表白自己说的不是谎；诚实的人总觉得人人说的都是实话，不诚实的人总觉得别人都不诚实；厚道的人常常认为人人都厚道，工于心计的人常常认为人人都工于心计。具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人，不需费很大的气力就可以通过言谈洞察一个人的德性。
　　诚信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对人们的共同要求。与人相交往，自己首先要保持诚信。然而，正常的、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维持则需要双方或多方都讲诚信。信字还包含同心相知、彼此信任的意思。如果双方当面说一套，背后搞另一套，友好的关系不可能得到维持，两人更不能成为朋友。彼此以诚信相待，不因偶然事件而动摇，不因时光流逝而褪色，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诚信。
　　值得指出的是，诚信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每个人都不可须臾而离，但是这也不能看成是绝对的。诚信是一个基础性的道德，它需要以正义的道德原则来统帅。一个人为人处事，一言一行，都要以义为原则；义所当为则勇往直前，义所不当为则退避三舍。一个公务员把关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机密很诚信地告诉敌人，一个银行职员很诚信地把银行保险柜的密码告诉抢劫者，一个新婚者把自己的洞房秘密诚信地说给每一个人听，“言必信，行必果”，这不是愚蠢便是白痴。这种小人之信是不能提倡的。孟子曾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对于一个病人膏盲的人，你不必告诉他实际的病情；对于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你不必告诉他他不该知道的秘密。从大义出发，该说实话的时候说实话，该说谎话的时候说谎话，这并不妨害一个人诚信的品格。
　　　　三
　　在公共生活领域，诚信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公共生活领域的伦理关系不仅比私人生活领域的伦理关系更宽广，而且更为复杂。家庭内部的关系，是靠亲性来维系的，而社会上的种种关系，是靠信义来维系的。
　　社会政治生活是公共生活领域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结成社会，为了特殊的利益和信仰建立国家，形成了不同于私人领域的社会政治关系。一个国家和一种政治秩序的维系，一般来说要靠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二是法律。前者是软的一手，后者是硬的一手。在这两者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基础性的东西，这就是诚信。孔子与其高足子贡谈论政治时曾经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是就社会的统治者和政府而言的。认为一个不讲信用的统治者，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是不可能很好地治理民众的，更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形同虚设，有法不依，最高统治者朝令夕改，老百姓就无所适从。因此，孔子认为，民众对于统治阶层和政府的信任，比强大的军备和充足的食粮都更为重要。如果一个政府没有起码的诚信和信用，它所颁布的每一项政令、所设立的每一项制度都将没有任何的权威性。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是不可能获得民众的拥戴的，而不受民众拥戴的政府也是难以长久地存在下去的。先秦时期，商鞅为了变法，而“立木取信”。三国时诸葛亮为了让众将士相信军法的权威，真正做到令行禁止，虽在用人之际，虽然主观上极不情愿，但还是要“挥泪斩马稷”。
　　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作为国家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忠诚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保持党和群众、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互相信赖的关系，中国才能安定和繁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才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关键在于“代表”的忠诚性，它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如果广大公民不相信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品德，觉得他们都是为谋私才当官的，如果觉得他们所说和所做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那么就绝对不会自觉地听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如果大部分的公民不相信国家的法律是保护公民正当利益的，那么就不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这种法律的约束。总之，如果失信于民，将造成人民群众的离心离德，就会危及人民政权。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和群众、以权谋私的干部，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敌人，是败坏人民政权、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罪魁祸首。
　　社会主义社会是靠国家管理者的诚信和国家制度政令的信用运转的。私人领域的人我交往，彼此诚信相待的主动权在我。我以诚信待人，

人将以诚信待我。公共领域的诚信状况，特别是一个国家的诚信状况，主动权在上层管理者。上层管理者不以诚信对待公民，公民也将不以诚信对待上层管理者。因此，上层管理者应该慎言敏行，言出必践，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使制度有信，使法规有信，使讲话有信，总之要取信于民。民信则立，民无信则不立；民信则安，民无信则危；民信则昌，民无信则亡。这是历史和现实生活实践告诉我们的真理。
　　经济领域是公共生活领域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经济活动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卖者和买者的关系中进行的。双方能否建立诚信的关系，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虽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但历代不乏讲求诚信、买卖公平、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儒商”。“儒商”以诚信为经商的原则，以义求利，大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取得日益丰厚的利润。而那些以次充好、缺斤少两、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奸商，虽能暴发于一时，但都难以持久，大都最终落个人财两空的命运。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毋庸讳言，在市场活动中，谋利是人们的重要目的。有些人认为，市场活动就是要讲赚钱第一，诚信能值几个钱？在他们看来，黑心才能赚钱，诚信只能赔本。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人们急功近利，无所不为，从而使社会的诚信水平急剧下降。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彼此提防，从而无形之中提高了市场交易和人际交往的成本。由于人们包括外商在内对于某些经济政策的不信任，对于预期回报没有信心，从而在投资过程中畏首畏尾；由于社会信用的缺失，金融业陷入了日渐困难的境地；由于人们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恐惧，使得某些商品难以销售，从而造成了财富的极大浪费；由于某些商品制造商的不诚信，以次充好，使得劣质产品出口到国外，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商品的信誉，给中国未来的商品出口和市场的开拓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劣影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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