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政治转型趋向
企业管理条例、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一批新制定或修改的与贸易有关的行政法规将付诸施行。[3]
上列种种中国应对“入世”的行动，只是中国法律和行政审批制度与贸易有关的部分，且这部分还仅仅是中央层面的。至于WTO对中央以下省、直辖市、自治区这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则更大，以中国边陲省份黑龙江省为例，为了应对WTO带来的法律规范要求，需要对建国以来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单独或者联合制定的政策性、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其清理总量达13万件左右，被当地人称为该省“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清理”。谁也没有理由否认这类大规模的行动是WTO带来的政治影响。其实，WTO对这一层面的影响还有更为深刻的一面，即各级政府清理完毕后公布的法规规章，将受到WTO规则确立的审查制度的检验。根据这种审查制度，中国司法机关将改变“入世”前不受理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提出的诉讼，将按照WTO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把政府与市场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和部分终局行政裁决行为，纳入到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用WTO的规则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更为突出的是，WTO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建立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由法院负责审理个人或企业对政府违反WTO规则的行为提起诉讼。这种司法改革的诉求透露着隐性的西方政法理论：独立审判和三权分立。
WTO给中国带来的第三个政治层面的影响，表现在更深层的中国政府权力结构上。所谓政府权力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的分配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奉行的是“放权让利”，即中央向地方和企业下放财政权和管理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核心思想，与WTO总原则的主要精神在方向上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在中央给地方下放权力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中国与WTO的要求又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通过“放权让利”、诉求市场经济，但是是否愿意接受构建市场经济导致的非集权化过程，则存有很大的疑问；而WTO的总原则表面上看并没有对成员国政治权力分配模式有特殊的诉求，但是由于该原则是在成员国诉求经济体制的最大市场化，因此，可以说其最终诉求的是全球范围的非集权化过程。中国“入世”后，WT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最根本的政治影响，将是通过长期的市场追求，加大非集权化的力度，加快非集权化的进程。
自然，“入世”后，WTO给中国各个层面带来的政治影响远非上述三个方面。其他如开放全国市场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外资参加中国电信业角逐带来的网络信息失控问题；目前已经存在的地区差别、贫富差别在WTO诉求市场化的杠杆下急剧加大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伴随“入世”后游戏规则的变化给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后果问题，等等，都是可以预见而不言自明的事实。
三、WTO催动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能趋向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催动政治转型的趋向，是海内外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分析报告、预测、估计、构想虽然时起时伏，但从未间断。以国内而言，学界从80年代初的模式选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体制“渐进”与“突变”之争，表面上的经济转轨讨论，始终笼罩着姓“资”社“社”的阴霾。无须赘释，中国改革进程中对姓“资”姓“社”问题的忧虑，本质上乃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催动政治转型趋向的关怀。这种关怀不管其价值如何，显然含有20世纪中期“冷战”政治的意味。在海外远邦近邻的对华关注中，美国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最为突出，他们一直把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当做很大的课题，采用“范式”(即市场经济范式、政治体系范式、文化经济范式)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体制改革的轨迹和趋向。其中，尤以第一范式(近似制度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范式)对中国学界影响较大。尽管美国学者的三种范式给出了中国政治转型的三种可能，但是他们从心底里希望中国的转型能够按照一种可能——市场经济范式演进。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日本国上智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达伟(Daviol.L.Wank)在一次谈话中证明了美国这方面的关怀，他说，“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范式在美国影响力最大，普遍到了一般报纸都按这种范式报道中国，一般的政治家都说中国正在进行市场转型变革。……一些西方人以为，中国越来越变成‘我们’不再那么神秘了，可以接受了。”[4]至于美国政要希望WTO对中国政治转型产生的影响和趋势，则可以以克林顿1999年的一次发言为代表。在这次发言中前美国总统宣称，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制度的改变。[5]结合美国上上下下对中国体制转型的关怀看，期盼中国在制度上变成美国人眼中的“我们”，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范式”都是有前提的概括，离开具体前提的范式演绎、阐释很难说明问题。以WTO对中国政治影响及其转型趋势看，一方面确如西方学者所看到的中国经济体制已经朝市场化转变，加入WTO将在规定时间内加大这种进程，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比如，非集权化过程、行政管理机制的转变等等)不可低估；然而，制约中国转型期政治走向的另一面，即中国的政党制度、党政体制、近一个世纪培育的意识形态和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制，无疑则更不可轻视。
事实上，参与影响中国政治转型趋势的因素远不止上述种种，其它如文化转统、宗教信仰、民族关系乃至社区、风俗、习惯，等等，都能在不同层面对中国政治转型趋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从中国现实政治结构看，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和由此构建的党政互渗体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体系是中国当今政治的核心。中国共产党运用现行体制能够对改革进程产生推阻作用，体现自己执政党的控制力。由此可见其在中国政治转型趋势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我们可以把影响中国政治转型趋势的因素，分为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因素。毫无疑问，在动态的转型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在近期中国体制转型中能够影响中国政治转型趋势的决定因素，实际上表现为两极，即以市场经济诉求的非集权化为一极与以计划经济诉求集权为另一极。这两极态势的变化、冲突、互动、消长，必定直接影响中国政治转型的趋势。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其间明确提出构建市场经济仅十多年。在此基础上加入WTO， 不论决策者的初衷是什么，其结果将强化市场经济范式的“市场经济——非集权化”过 程。关于这一点绝非虚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虽则仅仅开始，市场化尚未全面展开，但 是，由于中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放权让利”的方式启动体制改革的，对于现代 意义的分权化缺乏研究，误将国家权力结构的集中和分权的变革当作简单的权力加减法&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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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种种中国应对“入世”的行动，只是中国法律和行政审批制度与贸易有关的部分，且这部分还仅仅是中央层面的。至于WTO对中央以下省、直辖市、自治区这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则更大，以中国边陲省份黑龙江省为例，为了应对WTO带来的法律规范要求，需要对建国以来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单独或者联合制定的政策性、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其清理总量达13万件左右，被当地人称为该省“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清理”。谁也没有理由否认这类大规模的行动是WTO带来的政治影响。其实，WTO对这一层面的影响还有更为深刻的一面，即各级政府清理完毕后公布的法规规章，将受到WTO规则确立的审查制度的检验。根据这种审查制度，中国司法机关将改变“入世”前不受理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提出的诉讼，将按照WTO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把政府与市场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和部分终局行政裁决行为，纳入到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用WTO的规则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更为突出的是，WTO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建立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由法院负责审理个人或企业对政府违反WTO规则的行为提起诉讼。这种司法改革的诉求透露着隐性的西方政法理论：独立审判和三权分立。
WTO给中国带来的第三个政治层面的影响，表现在更深层的中国政府权力结构上。所谓政府权力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的分配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奉行的是“放权让利”，即中央向地方和企业下放财政权和管理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核心思想，与WTO总原则的主要精神在方向上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在中央给地方下放权力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中国与WTO的要求又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通过“放权让利”、诉求市场经济，但是是否愿意接受构建市场经济导致的非集权化过程，则存有很大的疑问；而WTO的总原则表面上看并没有对成员国政治权力分配模式有特殊的诉求，但是由于该原则是在成员国诉求经济体制的最大市场化，因此，可以说其最终诉求的是全球范围的非集权化过程。中国“入世”后，WT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最根本的政治影响，将是通过长期的市场追求，加大非集权化的力度，加快非集权化的进程。
自然，“入世”后，WTO给中国各个层面带来的政治影响远非上述三个方面。其他如开放全国市场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外资参加中国电信业角逐带来的网络信息失控问题；目前已经存在的地区差别、贫富差别在WTO诉求市场化的杠杆下急剧加大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伴随“入世”后游戏规则的变化给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后果问题，等等，都是可以预见而不言自明的事实。
三、WTO催动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能趋向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催动政治转型的趋向，是海内外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分析报告、预测、估计、构想虽然时起时伏，但从未间断。以国内而言，学界从80年代初的模式选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体制“渐进”与“突变”之争，表面上的经济转轨讨论，始终笼罩着姓“资”社“社”的阴霾。无须赘释，中国改革进程中对姓“资”姓“社”问题的忧虑，本质上乃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催动政治转型趋向的关怀。这种关怀不管其价值如何，显然含有20世纪中期“冷战”政治的意味。在海外远邦近邻的对华关注中，美国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最为突出，他们一直把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当做很大的课题，采用“范式”(即市场经济范式、政治体系范式、文化经济范式)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体制改革的轨迹和趋向。其中，尤以第一范式(近似制度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范式)对中国学界影响较大。尽管美国学者的三种范式给出了中国政治转型的三种可能，但是他们从心底里希望中国的转型能够按照一种可能——市场经济范式演进。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日本国上智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达伟(Daviol.L.Wank)在一次谈话中证明了美国这方面的关怀，他说，“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范式在美国影响力最大，普遍到了一般报纸都按这种范式报道中国，一般的政治家都说中国正在进行市场转型变革。……一些西方人以为，中国越来越变成‘我们’不再那么神秘了，可以接受了。”[4]至于美国政要希望WTO对中国政治转型产生的影响和趋势，则可以以克林顿1999年的一次发言为代表。在这次发言中前美国总统宣称，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制度的改变。[5]结合美国上上下下对中国体制转型的关怀看，期盼中国在制度上变成美国人眼中的“我们”，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范式”都是有前提的概括，离开具体前提的范式演绎、阐释很难说明问题。以WTO对中国政治影响及其转型趋势看，一方面确如西方学者所看到的中国经济体制已经朝市场化转变，加入WTO将在规定时间内加大这种进程，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比如，非集权化过程、行政管理机制的转变等等)不可低估；然而，制约中国转型期政治走向的另一面，即中国的政党制度、党政体制、近一个世纪培育的意识形态和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制，无疑则更不可轻视。
事实上，参与影响中国政治转型趋势的因素远不止上述种种，其它如文化转统、宗教信仰、民族关系乃至社区、风俗、习惯，等等，都能在不同层面对中国政治转型趋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从中国现实政治结构看，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和由此构建的党政互渗体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体系是中国当今政治的核心。中国共产党运用现行体制能够对改革进程产生推阻作用，体现自己执政党的控制力。由此可见其在中国政治转型趋势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我们可以把影响中国政治转型趋势的因素，分为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因素。毫无疑问，在动态的转型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在近期中国体制转型中能够影响中国政治转型趋势的决定因素，实际上表现为两极，即以市场经济诉求的非集权化为一极与以计划经济诉求集权为另一极。这两极态势的变化、冲突、互动、消长，必定直接影响中国政治转型的趋势。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其间明确提出构建市场经济仅十多年。在此基础上加入WTO， 不论决策者的初衷是什么，其结果将强化市场经济范式的“市场经济——非集权化”过 程。关于这一点绝非虚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虽则仅仅开始，市场化尚未全面展开，但 是，由于中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放权让利”的方式启动体制改革的，对于现代 意义的分权化缺乏研究，误将国家权力结构的集中和分权的变革当作简单的权力加减法&nb
sp; 。结果“放权让利”没有与此同步设置对被下放的权力加以规范化的控制，丧失了一次 诉求权力分配结构现代化的机遇，致使地方主义特色的分权化迅速抬头。这种地方主义 分权化并不是市场经济范式诉求的非集权化，两者的重大区别在于：地方主义分权化以 地方、部门垄断、分割市场为特征，并以此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集权垄断；而市场 经济的非集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国家(包括地方政府)干预导致的垄断。在中国，地方主 义分权化主要以分割市场为取向的实例有很多，其中上海和武汉生产的桑塔纳轿车与富 康轿车的竞争一度引起外国学者重视。西方学者圭伦·法布瑞在2000年的一次国际研讨 会中分析说：“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国内市场上，汽车生产上的竞争将会采取价格、质 量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形式。但是在中国，这种形式却采取了税收的形式：非上海 生 《WTO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政治转型趋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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