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政治转型趋向

产的汽车如果进入上海市场，则必须缴内80元的许可费；而湖北人如果要购买桑塔纳  汽车也必须支付中央政府已经取消的额外费用，其中支付的70元名义上是为特困国企筹  集资金。”[6]
　　透视这类市场竞争，最能看出中国地方主义分权化的特色，它清楚地显示：地方的政府、立法、执法部门的权力如何围绕地方利益(如税收)运转的事实。而这种事实更清楚地表明，无制约的地方分权在地方利益的驱使下，必然置中央的政策法令于不顾，置市场经济需要的统一市场于不顾。事实上，从被媒体不断曝光的诸如大规模开设的地下工厂、集团性走私、制假贩假、乱收费等屡禁不止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地方主义分权化脱离合理集权制约的权力滥用。这种地方主义分权化的权力滥用甚至发展到对中央政令的打折与违背。有材料显示：仅国有土地转让一项，1992年只有10%是按中央政令公开出让的，其余都被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分配了，中央只从其中获得应收入的1%。[7]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受利益驱动不断加大与中央争利的力度，另一方面中央又无法形成制约地方主义分权的有效新途径。在这样的处境中，中央为给改革提供活力还不得不坚持“放权让利”。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财政上的“两个比重”的急剧下降：1978年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24%，1993年仅为15.33%；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0%，1993年猛降为38.6%。[7]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十年内，地方政府的全国总财力超过了中央近一倍。诚然，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放权让利”的结果。但是不能不看到，这种财力的变化迟早会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结构。事实很清楚，这种潜在变化具有两种可能趋向，一是国家密切关注变化动向，研究利用这种变化，将其纳入中央适当集权、地方合理分权的框架，使其向正向趋势发展；另一是只注重用“放权让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不考虑与其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使经济改革既缺少相应规范，又缺乏长期支持，其结果使潜在变化向中央权力逐渐衰落地方分权日益兴盛的趋向发展。这后一种趋向，基本上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衰变的轨迹。然而，就在这样的背下，中央迫于财政压力在“以军养军”的思路下允许军队经商。此后又在1995年将地方公安部门和武警部队的70—85%的经费支付权下放给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这样做的后果是：军队由于商业活动的需要，不得不打破世界各国军队必须恪守的独立原则，与掌握所在地资源、市场的地方政府、经济集团发生联系；而地方的公安和武警因为绝大部分经费来自地方政府，在其行使自身职权与地方政府发生矛盾时，就很难违背地方政府的意志。于是，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受市场驱动的非集权化，由于缺乏现代权力结构调整理念的指导、规范所导致的分权化结果：地方政府凭借自己对辖区资源和市场的控制，使军、警、司法、海关、工商、税务等权力系统从纵向关系变为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横向关系。这就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令能够打折和违背的背景。也许，中央看到了这一趋向的危险，在加入WTO前采取了果断措施禁止军队经商，并在其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便是，中国军队经商的影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示其严重后果。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加入WTO前出现的市场驱动的非集权化过程，刚起步就已产生地方主义的分权趋势。面对这种趋势，国家既不愿任其发展，又缺乏市场驱动非集权化过程的运作经验，拿不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权力结构构想。随着加入WTO，市场驱动非集权化的力度加大，进程加快，由分权衍生的离心倾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此，中国高层虽没有明示这方面的忧虑，但是，对“入世”后可能出现的弊大于利的担心，还是有的。朱ｒóｎｇ@①基于中国加入WTO前不久在文莱参加东盟10  +  1会议时发表谈话说，“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但我并不那么兴奋，因为我担心。”他在讲了国企、农业、金融体制“入世”后面临的形势后坦言，“中国加入世贸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果问题都处理不好，可能弊大于利。”[8]不容置疑，当加入WTO后出现弊大于利乃至危及党的命运和国家的稳定时，中国必定会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抑弊扬利。问题是这种干预能否仅限于纯政治的层面?如果不能，势必影响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速度和程度，其结果会不会出现对WTO的违诺?违诺会是什么后果?还有，在漫长的市场驱动非集权化的过程中，国家在一次二次三次……的有效干预后，能否保证次次干预都有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面对潜在的难局，有西方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
　　“如果未来为党的稳定或它的政治权力的垄断带来了威胁，那么中国将不得不寻找另一条途径来支持经济激励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保持经济增长。”[9]
　　关于体制转型中“寻找另一条途径”的诉求，并不是新构想。从本质上说，这种诉求的表层是希望凭借现有政治核心的自身力量扭转市场驱动非集权化产生的不稳定趋势；而深层的愿望则是力图既推进市场经济又少改或不改现有政治体制。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及对国家干预原则的赞扬，在另一个层面上隐约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问题是植根于自由主义秩序的市场经济与立基于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之间的紧张，有没有“另一条途径”提供相互宽容的可能?只有这种可能，才能提供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另一种趋势：平稳的、互渗的、改良的演变趋势。其实，这种愿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史上曾普遍存在过。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各种渐进式改革所表达的就是这种诉求。结果都令人失望。正因为这种屡改不进的严酷现实才导致20世纪8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著名的“休克疗法”，即用突变的方式推进经济转型。
　　事实深刻地显示：社会主义现行制度自从列宁创建以来，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它不仅深受战争影响，而且带有明显的冷战政治的痕迹。其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表现出的种种缺陷，不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而是世界潮流对

全球存在的所有的国家制度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是一种对文明和制度的挑战。一种文明、一个制度若不能对挑战作出有效反应，就可能面临危机。前苏联解体，表面上是急躁盲动所致，实际上在它急躁盲动前曾经历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缓慢运作和徘徊。徘徊没能寻找到出路，急躁盲动也没有体现制度对挑战的有效反应。这只能说明前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已丧失了制度创新的能力，这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深层原因。有鉴于此，中国在经济转型时必须考虑政治上的与时俱进，把握市场经济——非集权化的过程，利用经济对政治转型的挑战趋势，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度吸纳各国制度的长处，积极进行经济——政治制度创新，变高度集权为适度集权，以利益原则组合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宪法精神构建、维系新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结构……果能如此，中国的政治转型趋势将呈现开放、活跃、有效的特点。
　　收稿日期：2002-06-30
【参考文献】
　　[1]成帅华编译.WTO组委会.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十大指控及反驳[N].国际金融报，999-12-10.
　　[2]Asian  Survey  Vol  xxxvi  No  8,8/1996.
　　[3]见《新华月报》，2001，(12)，2002，(1).
　　[4]王达伟，景天魁.关于市场过渡理论的讨论[J].社会学研究2001，(2)：101-105.
　　[5]读书，2001年第8期，第9页。
　　[6]常志霄编译.圭伦·法布瑞著.分权化、腐败和犯罪：对中国的比较分析(提交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的论文).
　　[7]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8]中国加入WTO没有犹豫之说[J].中国社会导刊，2001，(12)：27.
　　[9]过勇译.C·西蒙·范、格斯切尔I·格罗斯曼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激励与腐败(中国挑战腐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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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政治转型趋向(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