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财政改革与挑战

在任何情况下，在制定预算初期，对收入和支出的预测都相当保守，超出了谨慎制定预算的程度。这影响了预算所确定的优先目标的实现，而在财政年度内却允许太多的预算调整，这弱化了预算和政策优先项目的关系。

3.    缺乏多年支出框架

政府只制定一年预算，而没有考虑多年预算。显然这不能与国家“五年计划”相一致。

4.    预算审批过程中立法的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是审批预算的机构，然而，只有在三月份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而财政年度开始于每年1月，直到进入财政年度后很久预算计划也没有颁布。政府每年三月向NPC提交预算建议，而NPC只有两个星期用来讨论。NPC只能全部接受或全部否决预算，而不能对其修改。

NPC也通过预算委员会影响预算的制定，而且近2-3年这一趋势有所加强。每年1月（在向NPC提交预算建议前6-8个星期），NPC预算委员会和MOF讨论预算的起草，委员会可以提出建议。

在财政年度期间，MOF向NPC的经济和财政委员会提供预算执行的季度报告。不过MOF通常在没有NPC建议或批准的情况下对预算进行调整。

政府认为NPC通过的一些法律可以表达NPC关于预算的意见，而不是对预算过程进行约束。例如，许多法律和规定强调要对某些特定部门增加支出，比如教育投资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长。1995年1月颁布的《预算法》强调要制定机构预算，但直到2000年经NPC再次强调后，预算才按此方式制定。

5.    预算执行

国库管理体制导致大量政府资金流入银行系统。目前政府各级行政机构超过13,000个。一旦预算得到批准，这些机构从财政局得到大量资金，而且资金被分散地存放在各个商业银行的帐户上。同时，由于没有统一的底帐，拨款经一级一级政府转移后，在到达最终使用者前通常要经过几级机构，因此资金耽搁的情况非常普遍。

中国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国库和支出单位汇报资金状况的制度。支出单位每月和每年向其监管部委汇报，经汇编后上报MOF。然而，MOF只对年报进行评估。由于缺乏有效的核查资金最终使用情况的机制，这套体系容易导致资金滥用。在支出发生后很久，支出单位才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汇报，而且在一级一级上报过程中很多信息都丢失了。目前政府正在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一个集中国库帐户，由MOF管理。这是加强支出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一步。

三、地方及政府间财政关系

财政体系分为五层。如上所述，中央政府下设31个省级单位、331个辖区、2109个县和44741个乡。传统的地方分权方式具有很高的权力分散性，这可以从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所占份额看出，非中央级政府支出占总预算支出的70%以上，省级以下政府支出占55%以上。

宪法上讲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但在行政管理上具有很强的联邦特征。中央政府决定制度的总框架，而此制度只针对各省级单位。中央政府与各省政府确定财政收入分配原则，并允许省政府决定省以下单位分配原则，省级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灵活性很大。每个省与其各辖区，以及各辖区与各县分别再制定具体的分配原则。总体看，财政支出分配就采取这样一个类似结构。《预算法》确定了中央与各省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各自责任，但是省以下单位各自的责任则由省级政府决定。

名义上《预算法》授予各级政府充分的自治权：每级政府有独立的预算，而且要得到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地方人代会审查是否其预算附合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然后，预算计划送交MOF存档并编入国家预算。尽管财政部长在NPC上的预算发言呈现的是所有的预算计划，但NPC只审批中央预算计划。实际上，地方预算自治权受到许多限制，很多支出计划是来自中央的命令，地方政府缺少税收权，而且对中央财政转移的依赖度很高（表1）。

表1  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转移的依赖（1999-2000年，占GDP%）

　
  1990
  1993
  1996
  1999
  2000
  
地方政府支出份额
  67.4
  71.7
  50.5
  68.8
  65.3
  
盈余或赤字
  (1.2)

来源：国家统计局

自1994年根据税收共享制度对财政收入分配进行调整后，所有的税收上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二者共享。VAT是主要的共享税，中央得75%，地方得25%。

        地方政府除获得共享税中一部分外，其还从中央政府得到5类转移支付：退税、配额补贴、特定拨款、经济转型期转移支付、最终帐户转移支付。

图2表明转移支付体制的总体影响是不均衡的。主要是因为产地基础退税占转移支付的主导地位，而且其他类转移支付缺乏强有力的补偿效应。

图2  1999年省级人均转移支付

四、总结

在经济改革的20多年中，政府财政制度不断发展，1994年进行了重大改革。最突出的改革是对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改革，但对支出的改革还不够重视，收入分配和支出分配的衔接不好。结果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得的支出负担，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包括养老金）等许多重要的社会服务支出，但却没有具体条例确保地方政府获得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