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er,the future of the model depends on the economicprosper and the
adjustments of Japan's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关 键 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nb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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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s of Japan's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关 键 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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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
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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