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调查，农民工年均收入1998年达7407元，1999年达8048元。），但是，这种消费结构却没有大的变化。
　　农民工主要有居住用工单位宿舍、建筑工地工棚、租赁农民房屋三种形式居住。同其他消费一样，进城农民工在住房方面的消费也是处于维持最低消费的状态，减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大多数的农民工认为城市只是暂时的栖身地，这样农民工对于住房的要求主要是满足其休息和基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对住处没有什么奢望。只想有个能挡风避雨、存放少量物件的地方就满足了。
　　农民工生活方式最大的特点是节俭性。在消费上，进城农民工基本上奉行“能省则省”的原则，除了衣、食、住、行生活必需费用，每月用于其他消费的费用极少。根据南京大学1999年农民工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的年均收入是8048.2元，月平均收入是670.7元，月均消费为319.6元，其中，吃饭是一项最主要的开支，平均为177.9元，其次为衣物，平均为52.5元，住宿的开支为42.5元，生活用品为22.9元。交通费用为22.3元，每月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平均仅为1.5元。消费支出占收入的47.7%。另据李强研究：有75.3%的城市农民工都往家中汇了款。从汇款比例来看，将自己收入40%以上汇给家乡的人占城市农民工总数的50%。（注：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可见，大多数农民工除了用于生活的必须消费之外，几乎不花费什么钱。大部分收入用于汇回家。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基本限制在“必须消费”上，对生活的要求较低，他们的生活参照系不是城市市民而是家乡的农民，这种较低的经济参照系的选择有利于进城农民工的经济适应，可以说，农民工只要找到了工作，有了基本的收入，在经济上能够维持城市生活的最低消费，就有了立足之本。这种适应还处于一种生存适应状态。农民工由于需求低，在经济层面的适应是较容易的。
　　2.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互动的行为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方面的适应。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个人生活的形式与特点，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在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中，经济条件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城乡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进城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生活方式自然而然随之发生变化，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可以称之为进城农民工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农民工进城后，最表面、最简单的适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模仿行为。农民工首先是从外在的形象上，如言谈举止与服饰上对城市人进行模仿。尤其是青年人，接受能力很强，男青年学会了穿西装，女青年学会了化妆。在言谈举止上，也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城里人，在与老乡之外的人交流时，一般都会说普通话，有些年轻的农民工还学会说几句当地话，在买东西、讲价钱的时候使用。农民工情侣会像城里人一样在大众场合下卿卿我我。日常生活模仿是一种外部形象上的整饰，它实质上反映的是农民工观念上的变化。城市行为方式模仿已经展示了农民工在生存需要之上的更高需求，显示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主动性。
　　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闲暇时间的安排。在南京大学1999年调查中，有一道问题“您工余时间干什么”？（多种选择）回答依次有10多种：打牌38%、看电视37%、听收音机36%、聊天35%、逛街30%、看书报20%，这是排在前六位的休闲方式，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消费支出，也能放松身心，可以说是节俭和实用的结合。其余的还有睡觉、搞卫生、干家务、找工作、上舞厅、找老乡等。虽然城市里的娱乐项目丰富，但民工们很少涉足。农民工闲暇时间主要是群体内部娱乐或仅仅是自我消磨时光。虽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闲暇时间的利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带上了一些城市人的色彩，如看书报、杂志等，但对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其闲暇时间的利用仍不具备十分明显的城市生活方式特征。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是贫乏和单调的。一是农民工收入较低，对都市中动辄数十元的娱乐、休闲场所敬而远之。二是与其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分不开，没有精力娱乐。三是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缺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四是缺少消费、休闲引导，农民工与当地人接触并不多，他们的消费方式几乎是沿袭早来一步的朋友、亲戚的。农民工能够在八小时内的工作上与城市人同步，但八小时外的生活却与城市人相脱节。
　　有的农民工认识到了自己要适应城市生活，要在城市中发展，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并抓住可能的机会。南京大学调查发现，在城市打工的人中，正在继续学习的人占样本总数的14.48%。交往是要靠语言的交流，在我们对南京市迈皋桥农贸市场的一个团体个案（共141人）调查发现，有53.5%的人表示愿意学南京话，同时有38%的人不愿意学说南京话。那些不愿学南京话的人表示，自己本来就是安淮人（安徽省五河县安淮乡人），“根”在农村，过几年就得回家，所以没有必要学南京话。“城市过客”意识造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认识障碍。
　　与城市人的交往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主要途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基于生存适应之上的更高的需求，是适应城市的一种较高的层次，这显示了民工主动适应城市，在城市获得发展的积极性。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农民与城市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学校”（注：英格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我们认为这种接触的经验也会带来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南京大学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在其打工的城市，平均拥有老乡人数在30人左右，在农民工的内部交往中，几乎所有的进城农民工都和老乡频繁交往，与老乡很少交往的占20%，仅有0.4%的民工不与老乡交往。进城农民工是以何种方式结交新朋友的？工作交往的占76.20%，居住地交往的占18%，娱乐交往的占0.40%，其他的占5.40%。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结的，随着城市适应性的增强，业缘关系也成了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的纽带。另据济南调查，在回答“进城打工后最亲密的朋友是谁”时，55.7%的进城民工认为是“一同来打工的老乡”，21.8%的民工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民工朋友”，另有21.5%的人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城里人”。（注：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　　总体而言，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和表层性两个特点上。内倾性指他们交往的对象指向为同乡和从其它地区来的农村人。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如果出现问题，更多的是找同乡帮忙。交往的表层性是指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更多的只涉及业缘关系，而没有情感上的交流。除去业缘联系，他们之间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持点，因此这种表层性的交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城市中的经历使农民工了解了城市运作的法则，懂得怎样与城市人交往，怎样适应身边的事物，通过不断的学习，在城市中立稳脚跟，融入城市社会。一般而言，来城市时间越长的农民工能结交更多的城市居民，对城市的评价越高。收入高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较高，年龄低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较高，与城里人联姻或希望联姻的农民工社会交往程度也较高。
　　3.心理层面适应。“当社会个体或群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在原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状态就变成为一种心理背景，而在新环境中出现的心理反应首先落在这个心理背景上。这时候，如果新环境中的心理反应同心理背景协调，就是这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对新文化背景的适应。否则，心理活动不协调，就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注：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农民工的深层适应要求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心理适应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在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之后，最基本的生存适应也随之完成。但是他们在观念、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不容易趋同、缩小。而只有农民工完成了心理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适应过程。这种心理的适应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对城市的认识是否正确，与城市人的关系是否融洽等方面。
　　农民工进城后，必然对城市与城市人作出反应，但由于工作、生活、社会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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