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局限与滞留时间的短暂，他们只能从自己有限的观察与接触中对社会环境作出反应、作出评价，而这种评价与反应是多样化的。在农民工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看法上，有正面的评价，也有负面的抱怨。他们认为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主要有：(1)生活节奏较快，时间观念强。农村的劳动与生活的节奏较慢，时间概念弹性很大。而在城市生活中，人们的工作节奏快，时间的精确性高，并且要严格遵守。农民工由没有时间制约的劳动变成了受时间严格控制的上下班制度，由自己决定每天做什么变成了服从安排，往往有不自由，受约束的感觉。(2)交往的形式上偏重于业缘关系，情感淡漠。在农村社区中，人际交往中带有很强的初级人际关系的感情色彩，以熟悉与信任为交往的基础。在城市居民中间，人们以业缘关系为主，交往的基础是合理的自我利益。进城的农民工往往不适应这种以功利性为主的人际关系，认为城里人太势利，不重人际感情。(3)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强。在农村社区中，社会结构简单、新事物不多，人们按照传统行为规则行事。而在城市中，面对错综复杂的人与事，面对不断产生的新事物，传统的知识与规则已经无法指导，需要人们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才能在新环境、新情况、新事物面前作出选择。农民工进城后，被迫学习种种城市社会的行为准则，学会各种抉择。应该说，进城农民的社会心理是建立在对自身的传统角色的认知和对当前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无奈认同基础上的。南京大学调查发现：农民工认为农民与居民的根本差别是户口的占53.9%，是社会关系的占16.9%，是稳定的工作的占11.2%，是房子的占11.2%，认为是其他因素的占6.7%。显然，户口仍然是进城农民工与城市产生心理认同的一条天然鸿沟。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8年暑假农民工调查中，对进城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定位一项显示（总体样本388个），有40%的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有37%的人“说不上”自己的身份定位，另外有20%的人把自己划归为“半个城里人”，只有3%的进城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在调查中对“如果有可能，你将来想留在本地吗？”的回答是：想留下的占44%，说不上的占25%，不想留在城里的占31%。进城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将自己定位在农民这一身份上（回归型），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存在着复杂的边缘人心态（摇摆型），仍然对留在城市抱有希望，自我定位与理想存在着矛盾。明确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城市的比例十分小（滞留型）。滞留型从心理上认可自己是“城里人”，对城市和城市人都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并为自己的将来而作着各种准备，整个心境总体上来说是明朗积极的，因此是适应最好的一种类型。具有这种心态的人，主要是经济上能够站稳或年轻好学具有发展潜力的两部分人。这部分人为留城作积极的准备，在经济上、社会交往上、心理上全面适应城市。回归型，认为城市只是挣钱的地方，自己的归宿还是家乡，即使有可能，自己也不愿留在城市。对于回乡的打算和计划，一般都很明确，如再做几年或挣够多少钱就回去，对回去后的出路也有考虑或安排。尽管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看法偏向负面评价，但因为已经有回归的思想准备，心理上反而比较容易稳定。摇摆型对去与留都没有明确的打算和安排，虽然说如果可能的话自己愿意留在城市，但又觉得这种可能实在太渺茫，自己归宿可能只是家乡。可是回到家乡又无事可做。因此他们常常会回到家乡住一段时间，呆不住了又出来打工，出来也往往干不长，只能在城市与家乡之间徘徊。从适应的角度来说，摇摆型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完成心理上的适应。他们觉得自己毕竟有了一段城市生活经历，已经不能算作“农村人”了，应该算“半个城里人”吧，可是又处处感觉城市与自己的距离，因此只能“说不上”。这种与城市、与家乡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常常让他们迷惘怅然。文化冲突在这一部分“边际人”身上反映十分强烈。
　　　　适应中的障碍
　　在西方的移民理论中，主张同化模式的学者大多认为：跨境移民在接受国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移民进入接受国时，由于大多不懂或不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因此只能先在边缘地区设法落脚立足，以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求生。由于存在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移民依靠群体内部的互助互帮克服困难，由此可以形成移民小社区。在定居、适应的过程中，少数成功者可以褪尽自己的“异性”而被主流社会接纳为“自己人”（注：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同化模式与我国的农民工进城的适应十分相似。同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可能完成。我国进城农民工的适应总体来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短时间内，进城农民工很容易完成经济层面上的适应，然而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上的适应，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进城农民工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也感受到城市制度的排斥力量，这使进城农民工的适应存在文化边缘性的特征。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亚生态环境，大大地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适应与认同程度，也降低了城市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农民工阶层在适应城市中的主要障碍因素有：
　　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户籍制核心一是属地管理，二是身份管理。中国社会改革

开放以来，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农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但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根，由户籍制衍生的其它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种制度障碍传递到农民工身上，主要表现在角色转换与身份依旧的状况上。角色是指社会规定的用以表现社会地位的模式化行为。角色是身份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地位的外显形式。通常的情况下，角色转换与身份的转换具有一致性。当一个人获得了某种职业，他就具体地扮演这个社会角色，随之也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身份。但这一过程在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角色与身份相分离的情况。从角色看，农民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农民工劳动方式由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劳动地点由农村到城市，由野外到工厂，劳动性质由纯体力到体力与脑力结合。从角色上讲他们扮演的是工人。但问题在于转换角色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转变身份则需要制度与社会的认同。尽管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已经基本像市民一样的生活、工作，但就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未被户籍制度认可，仍然未被城市居民所认同，造成农民工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分离。农民工总是一群被贴上了农民身份标签的群体。同时，农民工外出打工无论多长久，土地仍然可以保留。土地保障既为农民工化解了他们外出时特别是失业时的风险，但也使他们无法割断与土地的“脐带”，土地牵制效应使农民工对城市没有产生根本性依赖的条件，对城市的归属心理始终无法产生。
　　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这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居民与农民两个不同的群体第一次在城市空间的大规模的直接互动，难免产生群体性磨擦。在城市体制没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天然的具有获得的社会资源与占据竞争方面的优势，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一等公民”心态实际上已内化为一种城市的市民性格，许多有偏见或歧视行为的市民，他们按照几十年来演化的“刻板印象”来判断事物，将农民工视作“外来人”，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在心理上将“他们群”视作异类，在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职业歧视、教育歧视、人格歧视这种不平等现实，使民工在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和地位低劣感，这从社会心理上形成了无形的屏障，阻止了农民工对城市与市民的认同、靠拢与适应。市民与农民工这两大群体生存在同一空间中，表面上是有所交往的，但在社会心理上，农民工存在着高度疏离感，成为游离于城市的、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同，归根结底不是农民工的素质问题，而是机会不同所致。
　　农民工在城市构成的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进城的农民工能很快适应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市化失败者。另一方面，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通常局限于同类之中，形成了“城市中的村庄”与“城市中的老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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