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一特殊的居住场合与社交圈，使农民工与市民减少了互动的广度，而经济社会地位、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农民工与市民缺少生活中的感情性互动，降低了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深度。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力弱与城市的排斥力量迫使他们固守在狭隘的交往圈，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使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中的村民”。而“村民”心态使农民工对城市无法产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自卑的“陌生人”的感觉；而“过客”心态使农民工思想上对城市先进的新事物、新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不是主动地接受，而是被动地适应。
　　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历正在稀释着农民工的传统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浓度，带来了农民工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是，农民工在总体上对城市的适应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仅仅是一种生存的适应，离城市同化还有漫长的距离。农民工适应城市的障碍主要不是来自农民工本身，而是来自城市的排斥力量，来自于制度与政策的因素。按照现在的城市管理政策与制度，农民工只能成为城市无归属的群体和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农民工阶层将无法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转化成为高素质的市民。农民工与城市始终是一种油与水的关系，我国的城市化将会受到阻碍。农民工如长期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的主流文化，他们将在心理上抵御城市社会化，将会产生与之对立的亚文化，形成鲜明的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与对立的集团意识，成为城市不稳定的矛盾源。农民工作为个人存在着重新回到农村，成为农民的可能性，但是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可能再回归农村、成为农民。恰恰相反，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将在城市长期生存下去并向市民阶层转变。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无法回避的、必须正视的重大现实问题。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