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理论创新是阻碍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本上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从微观经济层面讲，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经营机制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的，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与适应性很差，投入多产出少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资源配置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由指令性计划决定的，这必然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并且长期难以调整，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再从宏观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法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间接的经济方法。这样也就排斥了市场的作用，使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误和经济损失。
　　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决定了它的经济素质低和缺乏竞争能力。这个在苏联剧变前，由它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在经互会国家范围内进行，暴露得不很明显，但剧变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与原经互会国家经济关系急剧萎缩，同时又快速实行对外开放与外贸自由化政策，这使俄经济缺乏竞争能力的弱点一下子充分暴露出来，它的大多数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轻工业、食品工业很快被西方国家冲垮，现在需要重建。
　　　　（三）在产品经济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主要依赖行政指令，长官意志，而市场在这里难以起作用，加上苏联长期推行经济军事化政策，这样，使其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长期来，苏联推行的经济赶超战略，其核心是发展与增强军事力量有关的重工业。这样的结果是，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速度长期难以平衡，而是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拉开，即由1966—1970年间的1.04∶1  扩大至1971—1980年间的1.28∶1。在重工业内部，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部门发展更快，1971—1980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要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高1.7倍。苏联工业的80％与军工有关。与此同时，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1913—1953年，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其中谷物产量1953年低于1913年的水平。1979—1982年连续4  年出现歉收。
　　这种不根据市场要求配置资源，一味追求扩张军事实力，必然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长期以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多。”⑥由于苏联军备竞赛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时期，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1990年，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到苏联发生剧变的1991年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情况时说：“当时他们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使她想到了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况，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⑦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下的、几十年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定义。一个是基本经济规律，教科书引用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958年修订的第三版的定义有所修改，定义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们提到全面发展。”这里把最大限度地满足改为充分地满足。事实证明，苏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满足实行扩张政策的扩军备战的需要，广大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一直不是放在发展生产的首要目的上，既谈不上最大限度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也谈不上充分满足。这种经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更谈不上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个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70多年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却是有计划不按比例的发展。不论是农、轻、重的比例还是工业内部的比例，都是不协调不平衡的。这些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如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市场对经济不能起调节作用，它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必然出现由停滞、全面停滞到衰退一直到危机。
　　在上述经济条件下，导致广大人民对由苏共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危机，人们自然会考虑这种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它的优越性在哪里？特别当广大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现实情况，发现苏联大大落后的事实，除了产生严重的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就会做出另一种选择，只好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苏共。
　　　　　　三、对中国今后推进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卸掉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留下的沉重包袱。为了按照“三个代表”思想来完善与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教训，认真思考中国今后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如何创新理论，让它真正起到改革的先导作用。
　　　　（一）下决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的探讨，推动理论的创新。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大规模进行之前，提出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接着又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这种思想上的解放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后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明显出现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不适应”现象。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很大的改变。我认为，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⑧应该说，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必须坚持进行改革，因为，正如邓小平讲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⑨十分明显，如果政治体

制改革长期滞后，民主化进程缓慢，必将影响理论的创新所需要的政治环境。
　　　　（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对我国深化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
　　苏联垮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要向前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而推进改革就必须有理论创新，而要做到这些，必须坚持反“左”与反教条主义。这是因为：第一，在我国僵化的教条主义仍有不小的市场；第二，随着改革深化必然产生大量新问题，因此，在客观必然要求在理论上有个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警惕、不防止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必将对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困难；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实际情况告诉人们，“左”的教条主义一直是主要错误倾向，一直存在着“左”比右好的错误认识。
　　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及时地总结我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及时发现问题，根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认真研究。研究问题、寻觅问题答案时，决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与结论；二是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要充分估计到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往往是超出人们的想像。在这种条件下，死抱住几十年、上百年前的理论，就不可能准确认识当今社会，党的理论也不可能革新，就必然失去其先进性。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该充分考虑与吸取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权力制衡、公正、人权、自由等）。十六大报告中也谈到，中国今后的政治制度改革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改革，如不充分利用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这同样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
　　　　（三）从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更需要理论创新。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有什么特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大问题，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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