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形成

供足以生存的社会条件，顺应民心，从民之欲，给人民以物质实惠，并据此提出了爱民、利民、富民、惠民的一整套方案。而以社会救济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子》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兴“六德”。《管子·五辅》提出“德有六兴”，即厚其生、输以财、遗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所谓厚其生，是指改善人们生活，如何才能改善人们生活呢？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输以财，即给人们输送财物，要“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遗以利，指给人们提供便利，要“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宽其政，就是实施宽大的政治，包括“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等内容；匡其急，即救人之危急，包括“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等方面；振其绝，即救人之穷困，要做到“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由上可知，“六德”的重点是要求为人们的生产创造条件、提供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但同时主张对老幼贫困之人进行生活救助。
　　第二，行“九惠之教”。《管子·入国》中说到，在刚刚主持国政时，力行“九惠之教”，即九种惠民的政策。这九种惠民政策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和接绝。具体而言：
　　1.“老老”。在国都和城邑设立“掌老”之官。规定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可得到官府馈赠的肉；八十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都有酒肉供应。这些人死后，君主供给棺椁。平时则劝勉他们的子弟，精制膳食，询问老人的要求，了解老人的嗜好。
　　2.“慈幼”。在国都和城邑设立“掌幼”之官。凡士民有幼弱子女无力供养而成为拖累的，规定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女的征役，养四个者全家免除征役，养五个的由国家配备保姆，并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至幼儿能自理生活。
　　3.“恤孤”。设立“掌孤”之官。规定失去父母、无以为生的孤幼子女，可由乡党、朋友及故旧收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一子免除征役；代养两个，两子免征；代养三个者，全家免征。“掌孤”应经常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情况，并予以必要的救助。
　　4.“养疾”。设立“掌养疾”之官。对于聋、盲、哑、瘸腿、半身不遂等身患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者，官府应收养在“疾馆”中，供给衣食，直至身故。
　　5.“合独”。设立“掌媒”之官。和合鳏、寡，使之匹配，予以田宅，使之成家，三年以后才向其征役。
　　6.“问病”。设立“掌病”之官。凡士民有病，“掌病”代表国君致以问候；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以上的，二天一问；七十以上，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对病重之人，“掌病”应向国君报告，国君亲自慰问。“掌病”还要经常巡行国中，专事了解、慰问病人。
　　7.“通穷”。设立“掌穷”之官。对于无室可居、无粮可食的贫困之人，其乡党及时报告的，予以奖赏，不报告的，予以惩罚。
　　8.“振困”。凶荒之年，为人佣工者往往得病多亡，因此，应该宽缓刑罚，赦免罪人，发放库粮进行救助。
　　9.“接绝”。对死于国事或战争的人们，国家应拨给一定数量的经费，让其生前友好、故旧负责祭祀之事。
　　如果说“六德”重在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话，那么“九惠之教”则着重强调了对生活贫困无着以及残疾之人的生活救助，尽管其中也涉及到改善老年人生活的问题。
　　第三，荒政主张。《管子》同样重视荒政问题，从灾前备荒到灾后救济，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在《四时》篇中，反复强调“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冻解修沟渎，复亡人”、“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等措施，要求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防止灾害的发生；《管子》充分认识到凶年饥荒的灾难性后果，认为“粟”是“民之所归”、“财之所归”、“地之所归”，是生民之本，因此，平时应该重视农事，注重仓储建设，积谷以备荒，《牧民》篇中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书中引用管仲的话说：“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二十七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如此，则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在《轻重甲》篇中，管仲还主张设立公仓以调节市场粮价，打击富商巨贾屯积粮食坐收暴利的行为，开后世常平仓制度的先河。《五捕》篇中指出：“备饥馑，救灾害，赈罢露”是安定国家的根本性措施，因此《管子》也非常强调灾后救济，包括薄征、贷种、散仓粟等举措，尤其是较早地提出了“以工代赈”的思想。在《侈靡》篇中主张强迫贵族长丧厚葬以提供贫民工作的机会；《乘马数》篇中更明确提出：“若岁凶旱水ｙì＠④，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或作“灾”）也”。这种“以工代赈”方法是一举多得的荒政举措，往往为后世所效法。

　　从成书时间而言，《管子》与《周礼》约略同时或相前后，二者并不存在继承关系。从内容来看，二书均对先秦时期国家（西周或诸侯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有所反映，但《周礼》较大程度上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管子》则较多地属于社会保障制度设想。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管子》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思想和措施比较宽泛，也更为系统，它不仅注重平时对鳏寡孤独、贫穷老幼等人的救助，更强调对生产条件以及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不仅主张灾荒以后对受灾之人的救济与安抚，更要求政府未雨绸缪，在灾前采取诸如农田水利建设、积谷备荒等积极措施，以使灾害减到最小程度。因此，它在不少方面可以补《周礼》所未备，可以说初步构建了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对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诸侯兴王成霸的前提
　　民心向背是政权存亡、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社会保障的主旨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因此，实行社会保障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是安定社会的有效方法。管仲作为春秋早期的杰出政治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而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称这是“致天下之民”的最好方法（注：《管子·轻重甲》。）。从历史上来看，凡是重视社会保障的，则国家兴，反之则政权亡。夏桀因为“冬不为杠，夏不束ｆū＠⑤，以观冻饿；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视民命为儿戏，“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相反，商汤“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于是“天下归汤若流水”，终于取桀而代之（注：《管子·轻重甲》。）。周文王以夏、商覆亡为鉴，力行仁政，采取关心保护鳏寡老幼孤独的社会保障措施，取得民众的拥戴，使周族实力趋盛，为武王伐商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历史的警示作用，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力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并起称雄，社会变动剧烈。在这样的背景下，贤明的诸侯为了求生存、图发展，并进而称雄图霸，无不致力于发展生产、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社会保障是其重要策略之一。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春秋首霸，与管仲施行“致民”、“安邦”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密切关系。《管子》中多次提到管仲建议齐桓公实行“振孤寡，收贫病”、“慈爱百姓”的政策，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以此收揽民心（注：《管子·轻重甲》。）。当齐桓公成为诸侯霸主以后，在与众诸侯的盟会中，还向各国提出了“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的要求（注：《管子·幼官》。）。把自己行之有效的政策推介于别国，足见齐国统治者是何等的重视社会保障制度了！楚庄王上台以后，以ｗěｉ＠⑥敖为相，改革内政，也有“老有加惠，旅有施舍”的内容（注：《左传·宣公十二年》。）；庄王还告诫臣僚：“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注：《左传·成公元年》。），这当是庄王成霸的内在要因。公元前572年，晋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养老幼，恤孤疾，年过七十，公亲见之，称曰王父”。大力实行社会保障政策，深得民心，“民无谤言”，达到了“复霸”的目的（注：《左传·成公十八年》，又见《国语·晋语》。）。公元前529年，吴国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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