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4000-8000　　8000-12000　  12000以上
　　　　　农村居民年人均
　　　　　纯收入（元）　　　　　2000-5000　　  5000-9000　　9000以上
　　　　　城镇居民人均居
　　　　　住面积（平方米）　　　　  10-20　　　　  20-40　　　40以上
　　　　　农村居民人均居
　　　　　住面积（平方米）　　　  　10-20　　　　  20-40　　　40以上
　　　　　百户小汽车拥有量　　　　　1-20　　　　  20-50　　　50以上
　　　　　三废处理率　　　　　　　30-50%　　　　50-80%　  　80%以上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及其度量
　　1、社会转型代价的理论认识。
　　社会转型形成了一定的压力。1993年，我曾撰文指出：“1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活力，加速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剧烈的变革也给社会带来了多重压力。首先，是利益再分配的压力。改革是从经济关系的变化开始的。一定的经济格局，维持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经济格局的任何变化，都会使一些人失去某些既得利益。由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使一些人失去既得利益。也就是说，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人付出一定的代价，感受到‘阵痛’。第二，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改革给中国人普遍带来了实惠，但各不相同。得到超额实惠而首先致富的少数人，以及得到平均实惠与较少实惠而致富的人们，日趋形成社会阶梯。每个人似乎都要走上一定的阶梯。但从下一个阶梯向上一级梯级迈步并不容易，这就形成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第三，是竞争的压力。这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保姆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被自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竞争之风吹向各个角落。落后、低效、懒惰越来越难以找到保护伞。一个个像断了乳的孩子，嗷嗷待哺往往无济于事，自己找饭吃又是那么艰难。第四，是规范重组的压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也相当多元化，新旧规范相互冲撞与摩擦，还存在局部的失范状态。这些社会转型的压力，孕育或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其中，除了少数犯罪分子同有关人们的冲突之外，大量与主要的矛盾则发生在人民内部。”（注：宋林飞：《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与对策》，《南京日报》1993年4月7日理论版。）社会转型的压力，也是代价。
　　中国社会转型的代价，总体上是可以承受的。而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将经济改革、私有化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忽视了社会领域，它不仅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进程，而且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注：〔俄〕《俄罗斯报》1993年11月3日；〔俄〕《红星报》1995年2月18日。）。当年叶利钦总统在联邦议会宣读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经济改革使社会付出了过度的代价，社会隐藏着爆炸性的危险（注：〔俄〕盖·奥西波夫：《俄罗斯变革：结果与前景》，莫斯科1995年版，第17页、第18页。）。符拉基米尔·科隆泰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的改革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之重已经令人难以忍受。同时，对未来做出了较乐观的预测。他指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要获得成功，今天的机会甚至比几年之前还要大。在多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人们想要安定下来的具体征兆，未来社会的某些框架已经在出现。经过近几年来的大动荡，新的因素和权力中心正在成形，政治多元化得到接受并逐渐成为现实。经济领域也在远较过去为大的程度上成为独立自主的力量的源泉，虽然财产和财富归谁所有，很有可能还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一个新型社会在俄罗斯形成，不可避免地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是否成功，结局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是否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种种突出问题，为经济恢复活力，以及重新定位现行战略——主要是取向民主的混合经济，有效的市场调节，以及赋予内向发展远比目前为高的优先地位（注：〔俄〕符拉基米尔·科隆泰：《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0年第1期。）。
　　西方国家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转型的新观点也值得关注。美国社会学家尼尔·J·斯梅尔塞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一文中，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转型是调整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认为20世纪末的世界所发生的重大而且持续的转型——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的民主革命、新的集团和新的认同以及普通的环境危机等——并不是普遍性的进化原则决定的主要趋势，而是国家和国家集团短期调整行为不断积淀而意外地造成的后果。斯梅尔塞认为，当今世界发生重大转型的原因在于，国家仅仅是单个或集体的对他们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做出相对短期的反应，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其长期后果。长期的转型——乃至发生革命——常常是这种短期反应的后果积累所致，出乎人们预料。对实践、形势和危机的反应虽然互不关联，却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日积月累，形

成全球性的变化。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四种趋势是：经济增长的革命持续不断；民主革命的继续；团结和认同的革命；环境革命。上述四种趋势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矛盾，即一个长期而为人熟知的矛盾：国际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趋势是国内阶级和群体间的极端不平等以及国家间的极端不平等长期化——如果说还不是进一步恶化的话。尽管目前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不再时兴，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观点不应该被人忘记（注：〔美〕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斯梅尔塞的看法是清醒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另一位社会学者阿兰·图雷纳的观点也颇有新意。他指出，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环境；那时，经济因素导致社会冲突，然后导致各种制度化的机制，通过法律或合同解决这些冲突。这种一般称为社会民主模式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被放了出来，享受、寻欢逐乐、个体化被放了出来。于是我们目睹愈来愈多的冲突发生，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在对个体化的不同理解之间（注：〔美〕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
　　西方社会转型不同于中国社会转型。西方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内生的渐进发展过程，市场经济因素在转型前的自然经济中产生并逐渐壮大，从旧制度的内部引发长期的渐进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历史传承性的破坏和冲击相对要轻缓与微弱。这种矛盾和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则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是突发性的，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风险。
　　2、社会转型代价的类型。
　　(1)失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城乡居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日益显性化；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一些企业破产关闭，从而失业率上升。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近期不仅不能缓解，相反会有所加剧。同时，平均失业时间过长的问题也很突出。
　　(2)社会分化。从均衡社会向不均衡社会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后果之一。“不均衡社会”不一定是恶果，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景之一。问题在于是否过度分化。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目前，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以承受。1995年，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几十年来，我国习惯把‘两极分化’看作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对于‘极’与‘分化’的数量界限不宜定得过低。同时，也不能定得过大，因为过大了会抹煞实际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注：宋林飞：《“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关于“两极分化”的标准，我曾在该书中提出如下三个定量标准：标准1、大极指数（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2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4；标准2、欧西码指数（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