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入／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5；标准3、先富指数大于10。先富起来的人现在还是少数。用5%表示少数，比较合适。5%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之比，我称之为“先富指数”。两极分化不仅是个人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包括个人财富差距过大。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地区，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台湾1992年的两个20%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5.24，财富差距为1:16.8。我国的个人收入与财富差距将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动。
　　(3)犯罪。有三种犯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随着民工潮发生的“进城农民”犯罪率的升高；二是城乡犯罪率的升高；三是干部职务犯罪率升高。这三种犯罪现象的扩张，同社会转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视之为社会转型的代价。
　　(4)社会不安。有四种具体表现：一是通货膨胀。这往往是经济变革与发展的代价，我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都曾经付出过比较高的代价，但近几年来这个问题缓解了。二是社会信用缺失。在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造成三角债多、银行不良债权率高、假冒伪劣等问题突出。三是党与政府的形象受损。有些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率、信任度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指标。四是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近年来，因就业、收入、城市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突出事件有所加剧。
　　(5)社会公害。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社会公害是“发展病”。英国工业化初期，出现了人们共同造成又共同受到伤害的污染现象，恩格斯称之为“社会谋杀”。目前，我国水、空气、食物污染与土地荒漠化等社会公害，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治理。社会公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之一，从公害比较严重的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则是消化社会代价的表现。
　　3、社会转型代价的指标体系。
　　　　表2　社会转型的代价与预警指标  
转型代价　　　　　预警指标　　　　　　　　　　　　　　　警戒线
失业　　　　　　　失业率　　　　　　　　　　　　　　　　10%
　　　　　　　　　平均失业时间　　　　　　　　　　　　　6个月
社会分化　　　　　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与
　　　　　　　　　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　　　　　　　　  10:1
　　　　　　　　　贫困线下居民的比重　　　　　　　　　　10%
　　　　　　　　　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　　　　　　　　1:3
犯罪　　　　　　　每万人中犯罪人数　　　　　　　　　　　200
　　　　　　　　　每万公务人员中腐败人数　　　　　　　　100
社会不安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率之比　　　　　　　0.8:1
　　　　　　　　　对政府的信任度　　　　　　　　　　　　50%
　　　　　　　　　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次率　　　　　　　10%
社会公害　　　　　荒漠化土治理率　　　　　　　　　　　　50%
　　　　　　　　　三废处理率　　　　　　　　　　　　　　80%

　　
　　以上12个预警指标的警戒线，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确定：一是国际极限。如失业率为8%-10%；10%最富有家庭收入与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为10:1；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的比重为10%；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为1:3；每万人中犯罪率为500-600；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率为20-25%；等等（注：〔俄〕盖·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社会与社会政治形势：分析与预测》，莫斯科1995年版，第81-83页。）。二是根据中国实际确定经验性临界值。这需要长期、谨慎的实际观察与测定。上表中的警戒线，失业率、10%最富有家庭收入与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的比重、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等四个指标，我采用了“国际极限”；其余指标是我的假设，供今后进一步观察与研究使用。在中国，每万人中犯罪率应低于国际极限一半以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率应高于国际极限一位；平均失业时间、每万公务人员中腐败人数、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次率、荒漠化土地治

理率、三废处理率等指标，是根据我的研究设定的。其中，犯罪的警戒线为犯罪真数，即实际发生的犯罪数，而不是犯罪白数（立案数）或犯罪黑数（未立案数）。同样，腐败的警戒线也为腐败真数，而不是腐败白数（被揭发数）或腐败黑数（未被揭发数）。犯罪真数＝犯罪白数＋犯罪黑数；腐败真数＝腐败白数＋腐败黑数。
　　考察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今后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消化过去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代价，三是为了对社会转型的具体进程进行监测与预警。“科斯定理”认为，制度安排各异，人们的行为或选择便不同，随之产生的价值与代价也会相异。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于使矛盾的两极之间维持一定的均衡，这是有道理的。减少、消化社会转型的代价，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在于科学、合理的新的制度安排，还需要从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中引申出一个“等比定理”：改革要使大多数人受益，政府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社会阶层从改革中获益与承担的代价各不相同，也不可能相同，但二者必须相称，即大体等比例；从改革中获益较多的社会阶层，应承担较多的改革代价；政府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优化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