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1723年，雍正帝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连中西方通过传教士的宫廷化的科技文化交流也中断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明清时期，中国外贸主要有官方朝贡贸易、公行贸易和“非法”的私人贸易，而这两类都不是正常的对外贸易。乾隆皇帝有一名言：“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是对这一国策的最明白的诠释。自由贸易成为“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的非份之想。明清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不仅不能与同时代的西欧相比，与唐宋相比，其外贸的比重和对外开放度均不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第五，重农抑商经济政策扼制市场关系和产权制度的进步。在经营商业是“末富”政策环境中，商人的正常经济活动常要受到政府的“超经济强制”的干预，商业活动的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市场，而是官府“留难”。商人的政治地位低下，私人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明清时期在赋税、人身关系上对工商业者有所解禁和宽松，但保障私有财产、维护个人收益方面并无制度创新，市场关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仍被看作是对“农本”的侵蚀。在15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英、法等西方国家积极推行“重商主义”和海外扩张政策，大力促进经济市场化的时候，中国明清两代则在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将经济进化阻隔于市场运作之外。
　　在人口压力下，明清社会出现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同时发展的现象。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自然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不完全”的自然经济的扩展以商品经济的扩大为条件。两者在发展的空间上存在着一致性。这两种方向背离的经济运动的同时发展，使明清经济处于矛盾而停滞的状态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有销蚀作用，同时也增强了自然经济的坚韧性和抵抗力。两者同时发展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的支配地位，自然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制约力。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运作方式导致明清经济的“回归—循环”式发展模式，最终决定了明清时期有限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二、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原因
　　明清经济的内向化演进模式的形成，既有历史渊源和又有明清现实问题的制约，而其深层是中国封建社会运动机制的因素。
　　中国内向化演进倾向形成有两个历史渊源。一个是周边民族对中原社会的冲击。这种内向化发展的模式是经过历史的多次动荡演化而来的。翻开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周边历代有不少游牧民族或侵扰边疆或入主中原。秦汉有匈奴侵掠北方；魏晋南北朝有羯、鲜卑、巴、羌、氐等少数民族流迁内地；两宋有辽金割据北国；元朝有蒙军纵横江南。这些周边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力量与文明的分离；他们虽有强大的武力，但其文明发展均落后于中原汉族。这些周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又为中原文化所征服和改造，但他们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往往使中原经济遭到破坏，甚至导致社会倒退。中原的封建统治者和社会民众都对周边其他民族抱有既鄙视又恐惧的认知定势。另一个是华夏中心论的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汉官威仪，万邦来朝”渐成为一种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一旦凝结成文化是很难改变的。明清时期这种华夏中心论进一步泛化。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在觐见清帝时拒绝向乾隆帝三跪九叩，其不辞万里来华的使命归于失败。一个自喻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向为天下唯一文明的国度。这两者也许会相待如仪，但不可能诚心交往。清朝的统治者不仅拒绝开放外贸，而且抵制一切外来影响。外使苦心挑选的代表西方科技的礼品，在清廷主人看来仅是奇异的宫廷新玩物。
　　明清时期的现实问题即是明清社会的“外患内忧”。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除了周边民族的骚扰外，又增加了海外异族的威胁。明朝先是有海商与倭寇混杂侵袭东南沿海，后是葡萄牙、荷兰人来犯。倭寇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危害尤为严重。明中叶政府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下令海禁。清初，满清统治者为镇压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清势力，割断沿海人民与台湾郑成功的联系，厉行海禁。17-18世纪西方商人特别是英商与华贸易频率增加，使臣也多次叩门。清廷对那些“恃强桀骜”的欧洲人心存戒意。清前期、中期长期实行的行商制度一方面限制外商，另一方面切断了外人与中国民间直接交往。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压力。随着人口大幅度增加，资源与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控制变得十分脆弱，难以承受新的外来冲击，统治者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倾向保持。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证人口繁衍增长后的粮食供给，消弭大规模流民、乱民出现引起的社会动荡，进一步推行“抑商”政策，以遏制商业对“农本”的侵蚀。
　　明清中国社会，商品流通、市场活动的经济价值与其政治、社会价值并不一致。商品流通的扩大有利于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扩大，但它的政治、社会价值在统治集团和社会精英士大夫阶层看来却是负面的。14-18世纪中国进出口的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货币商品关系发展，封建伦理日益消蚀，“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动摇和侵蛀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秩序。这一点明清社会与中世纪后期的西欧诸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欧洲君主的敛财政策和雇佣军制度使工商业发展的经济价值与其政治价值趋于一致。这是这一时期中西方统治者对商品经济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国内商业还有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那么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则更能反映中国统治者的取向。
　　15-18世纪，尽管有海外异族的侵扰，但这些海盗式的侵扰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明清时的中国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不同。中国相对周边国家强大和先进，外部压力远比内部压力小。明清时期中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农业经济和农民社会的稳定。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彼此边界相连，国家间的竞争压力很大，各国因注重军事实力而注重商贸、制造业等经济发展以便获得税赋收入，强化军力。欧洲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外贸发展等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远大于中国——这个以神州自居而睥睨天下的国家。乾隆御制诗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之句（注：《乾隆御制诗》第5集，卷26，丁未2《上元灯词》。）。明清统治者既傲视外人，又对外夷心怀怯意，正是这种吊诡思维使他们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轻易地采取封闭或限制的政策。
　　对世界变化的无知、世界

竞争忧患意识的缺乏是与此相关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距离和偏见，中国的上层和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前对世界的变化毫无认识，手捧长长编年史陶然自得，封闭了一切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劳民糜财的郑和下西洋被人责为“弊政”，固有一定的道理，而成化年间明廷销毁了郑和所有的航海资料，则匪夷所思。16世纪以后有些西方人写的介绍中西国情民俗的著述传入东土，中原官绅阅之为“海天奇谈”，直至19世纪初叶一些介绍西方的著述，仍被大多数士大夫认为是“化外蛮风”，不足一论。认知空间的扩大没有引起价值层面的观念改变。没有真正的比较，便认识不到差距，对世界变化、世界格局的无知，必然导致盲目自大，故步自封；而越故步自封则越漠视与外交流。这种主流社会认识上的偏差成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极重要的社会意识方面的原因。
　　进一步认识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由来，还必须深层次地分析唐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走向和特质。中国封建社会直至唐宋时期，其对外开放、商品经济和文化科技的水平在世界上都是处于领先地位。唐代中国有人文精神，宋代有科学精神。李约瑟认为5-13世纪中国有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科技发展，中国宋代最具文明高度。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昌明、发明创造最多的朝代；同时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朝代之一。那么为何宋以后，科学技术没有在生产领域里发展起来，商品经济没有向着生产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呢？
　　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和科技发展的规律看，传统社会生产力革命性的突破只能发生在第二产业——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手）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对科学技术会产生强大的需求拉动，另一方面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和鼓励也会刺激科技的发展。前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利益驱动，是科学技术进步基本的物质动力，后者是科学技术活动的社会评判、社会价值取向的因素，是科学技术发展重要的精神因素。在中国，特别是宋代以后这两种动力都十分微弱。首先市场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很不足。传统市场中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和市场资本是商人和商业资本。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要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宋元时期，中国的传统商业已很繁荣。明清时期由于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人口的增加使社会剩余总量有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