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

内企业进行“替代性”竞争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1997年市场全面饱和，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到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国内市场609种主要商品的供求状况的调查发现：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8％，供小于求的商品仅占2％??［11］?。国内技术落后、规模过小的大量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相当低。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三分之二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12］?，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迅速下滑。? 
    在1992年的投资高潮中，作为投资主体、不用顾忌投资后果的大批国有企业介入房地产业，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形形色色的乱集资、乱拆借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国有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由投资拉动的信贷过度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地产泡沫迫使中央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严厉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整顿经济秩序。?“双紧”政策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再度陷入困境，国内企业投资的相对萎缩恰被此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填补。这一轮外商直接投资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它们深受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鼓舞。随着1992年以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1992－97年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大量增加，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这期间跨国公司投资表现出与八十年代外商投资的很大差异。八十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以港澳台资为主，主要从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除了在出口市场与国内企业有所竞争外，基本不侵蚀国内市场，还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和社会就业，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消费群体，部分弥补了优惠政策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跨国公司则不同，它们以市场控制为主要目的，一进入中国市场，即与国有企业产生激烈竞争，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上的优势给国有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 
    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高福利和工人的“贵族化”，保持了消费市场的活力，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吸引了西方跨国公司蜂拥而至，但同时也将国际竞争引入国内市场，使大批同行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被挤垮，从而对中国产业的成长形成巨大冲击。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量增加，对中国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到1996年，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象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讯设备的100％被跨国公司控制??［13］?。?1992－1993年的经济泡沫产生了大量的房地产积压，银行呆坏帐猛增，加上75％的贷款流向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以及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发放的大量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安定团结”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坏帐累累，资本充足率仅为3％??［14］?，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比率，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虽然国家信用和金融垄断维持了居民储蓄存款的信心，但如果继续无限制地对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最终必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因此，从1993年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对信贷风险的控制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到了对银行信贷人员搞“贷款终生负责制”的极端地步。任何国家的银行，包括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西方跨国银行，都不可能做到信贷控制上的万无一失，关键在于提高银行风险控制技巧和管理水平，把坏帐发生的概率降到可控制的水平。但目前政府的一些政策很不协调，为对付正常的信贷风险，银行必须提取坏帐准备金，而国家为了从银行汲取足够的税收，又不允许提足准备金。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准备金提取比率大大低于外资银行，这必然产生银行经营行为的保守化－为规避风险（如银行踊跃购买国债）和相应的政治责任，实行“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要求。这也会令一些有条件获得贷款的企业因得不到及时的金融支持而面临绝境。一些企业因此走投无路，被迫放弃自身品牌与外商合资、或干脆被兼并，以获取外方资金的注入。? 
    在国家财政困乏、银行巨额坏帐，不可能再无限制地提供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从1995年开始进入倒闭、破产的高潮。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使得工资刚性不复存在，收入预期下降，购买力明显萎缩。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产品全面的供过于求，和其后的通货紧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能力下降。一方面，差的企业由于求贷条件遭到银行否决而无法继续投资；另一方面，好的企业因项目选择和市场前景不易把握而十分谨慎，有些企业干脆将利润存入银行坐收利息，或将富余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贷给资金短缺的企业，银行则收取手续费，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即便好企业通过种种方式力图回避竞争和经营风险，生产性资金向金融机构回流不仅提高了银行的负债水平，而且没有用于生产增值、技术进步和增加就业，致使企业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状态，这样的企业同样无法应对国际竞争。?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还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国内信用的严重倒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在法律和商业伦理的规制下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信用的建立实际上是法律和商业伦理的重建。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党政领导司法的政府体制在行政分权下，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通过干预司法对本地企业实行偏袒式保护，有利于地方实用主义的短期经济目标。司法屈从于行政意志，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导致地区间在处理经济合同争议上相互采取司法报复，并误导企业千方百计寻求本地行政司法部门的袒护。在这样的司法、执法体制下，合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迫使企业交易方式趋于原始化，这对于资金普遍短缺的国内企业来说，无异于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间交易需求，使国内市场出现萎缩。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伪劣造成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求。? 
    国内信用失效在自营进口贸易的国内交货环节上（即国内贸易部分）同样得到反映，迫使企业纷纷转向风险小得多的出口贸易，这是中国近十年来出口和贸易顺差迅猛增长的一个特殊原因。一哄而起的出口在全国外贸系统推行的承包制的激励下，演化为恶性的内部竞争。单价暴跌、数量猛增，不仅无出口的效益可言，而且在国际上遭到层出不穷的反倾销报复。受到一般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生产企业因出口的低价制约，也难以增加利润。因此，中国的出口实则为“创汇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出口依存度居大国之首，出口的商品结构和质量档次，使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