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景决定的。二战后出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当时人们都认为两大阵营代表了两个根本对立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主义的故乡，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是惟一能在经济与科技方面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新中国的成立，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向苏联学习，“一边倒”，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惟一的选择。国家经济建设依照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教育也照搬苏联的做法。意识形态和理论的领域，也按照“老大哥”的调子行事。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是遵照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基调进行的，对西方哲学思潮完全持批判与否定态度，“一棍子打死”。我们的哲学理论基本上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不加分析地把现代西方哲学统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思潮，把批判实用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胡适，看作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看作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需要。
　　再次是由我国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决定的。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是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推行这条“左”的路线的理论基础。尽管“左”的路线在建国之初不占主导地位，以后也有时紧有时松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派。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是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批判胡适，……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斗争运动一个接一个。
　　3.实用主义研究在我国走向繁荣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文革”后邓小平及时地正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制定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祖国大地面貌焕然一新。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生机勃勃的春天。尽管此后不时也有风雨阴沉的天气，但毕竟是暂时的现象，总的来说是春光明媚的好时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实用主义的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与科学。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果实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二十年期间，出版关于实用主义的专著、译著数十种，发表文章达数百篇之多。这些研究几乎涉及了实用主义的所有主要方面，这些论著在理论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
　　突破“左”的思维模式，评价力求做到客观和公正。学术界基本上摆脱了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评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例如以刘放桐的《实用主义新探》、杨文极的《实用主义新论》、邹铁军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等一批专著的出版为代表，为客观正确地评价实用主义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顶级”问题进行探讨。学术界普遍认识到：真理是在辩论中发展的，真理愈辩愈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的重要途径。大家对过去认为是“禁区”的一些“顶级”问题，现在也敢于展开讨论了：如何正确评价实用主义哲学反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如何全面评论实用主义经验论、真理观问题，如何认识杜威教育思想的意义问题，如何看待实用主义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关系问题，如何理解实用主义哲学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等等。
　　对新实用主义研究的兴趣与关注。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新实用主义成为研究的“热点”。90年代初，由中华外国哲学学会发起的、在广西桂林举行的、题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美国新实用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背景，新老实用主义的异同，新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及新实用主义的评价等展开讨论。有的学者把新实用主义哲学的特点概括为：反形而上学二元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还有人认为新实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罗蒂提出的反对传统哲学认识论，主张后哲学文化；反对大写哲学，宣称“哲学终结”，更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发表有关文章甚多。
　　学者互访频繁，学术、资料交流顺畅。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留学生、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参加学术会议，较系统地研究了实用主义哲学。此外，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普特南、罗蒂等人，应邀到我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从90年代以后，实用主义研究信息与资料交流比较顺畅。现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国外有关研究的信息和资料。例如：美国很有权威的“杜威研究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定期公布的研究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的著作，很快就能在北京、上海等学术研究机构或大学图书馆看到。
　　　　二
　　实用主义在我国一个世纪的传播，它的历史命运，经历了高潮、遭受厄运到走向繁荣的过程。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状况，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学者对实用主义哲学认识的艰辛历程。今天人类历史已跨进21世纪，正处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抛弃旧的眼光、旧的思维方式，以新的眼光、新的思维反思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在我国的传播。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和哲学繁荣。这里我们只从哲学角度谈两个问题。
　　1.正确认识和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长期来没有解决而又很难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反思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
　　问题症结所在——哲学政治化。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即使是出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当时情况下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正常的。到了三四十年代，虽然开始出现了哲学政治化的倾向，但毕竟还只是一种“倾向”。50年代以后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阶级斗争为纲”这条极左路线影响下，哲学与政治混同，哲学完全政治化，把实用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加以批判，当时实用主义主要著作被翻译汇编成《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批判材料》，以供

批判之用。这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端，实用主义不仅被列入封资修行列，当作毒草进行批判，而且还要“打翻在地踏上两只脚”。“文革”后，由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给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与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出现了新的景象。不过在80年代期间也出现过几次不大不小的“回潮”，学术界知识分子“心有余悸”，阴影久久不能离去。
　　这里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长期来我们把哲学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整个国家政治气候的原因。建国后我国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推行一条“左”的路线，人们逐渐认为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右是修正主义，是立场问题，左是教条主义，是方法问题。这样，人们自然不会去、也不可能去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了。其二，是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的原因。我们口头上也常说：要分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但实际上做起来却非易事，这是因为哲学与政治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两者往往是纠缠在一起，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显得十分重要。
　　哲学与政治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却非如此。哲学是时代的产物。黑格尔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之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1](P56)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一样，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每一哲学都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1](P48)每种哲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创造了哲学，时代决定和制约着哲学的主题。这里所说的哲学的时代，是指一种哲学理论、学派和思潮产生与存在所处的经济、政治、宗教、艺术、科学等的历史背景，这是哲学产生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