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与存在的历史载体。当我们考察一种主要的哲学学说、思潮，一个时代的哲学主流和倾向时，只有把它放在当时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等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的说明。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上层建筑又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意识形态，它总是与自己国家、民族当时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是为其经济基础和一定政治目的服务的。例如：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哲学中提出的“理想国”中三种不同灵魂的人的地位；中世纪经院哲学成为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神学的婢女；17世纪英国哲学为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作论证；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先导”；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强调人的主体性、意志自由及理性主义，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建立“理性王国”服务的，等等。尽管他们都使用了晦涩的语言，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才将这一切表达出来。我们更不用说以实践性和阶级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就明确宣布：在未来人类的解放事业中，“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P15)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每个哲学家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他的立场、思想总会具有一定政治倾向性，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其政治倾向性的程度不同，有的哲学家一生中还有前后期等分别，但完全超越现实的“纯粹”的哲学家，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这就说明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联系性、同一性，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从骨子里面都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但事情还有另一面，这就是哲学与政治的非同一性，它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哲学的相对独立性。哲学是高悬于空中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3](P249)就这点来说，哲学与政治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不同。哲学虽然是在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有了“闲暇阶级”后才产生的，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直接受某种物质利益驱动的，更不能笼统地认为它直接受制于阶级的需要。黑格尔说过一句话：从物质利益的享受来讲，我们可以把哲学叫做一种“奢侈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如文学艺术有类似之处，它的产生与存在是出于人类“高尚”精神生活的需要，它旨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对于人类物质利益享受来说不是必需的，但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来说，却是最必需的，须臾不可无。
　　哲学的超越性。从文化发展史来看，哲学的产生继承了古代人类的神话。哲学发展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哲学与文学、艺术一样，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是人类思想文化的沉淀，它超越时代，不是某一阶级的“专利品”，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哲学史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哲学家们所创立的一些重要原理、命题，都具有超越性，适合一切时代，对不同阶级人群都是适用的，如贯穿于西方哲学中的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原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天人合一的命题等，就是如此。而哲学家们所创立的哲学思维方法，尤其是辩证思维方法，则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看问题、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论武器。古今中外有不少哲学家曾以不同方式和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阐发过辩证法，这成了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人类十分珍贵的思想文化宝库。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重视学习我国老子《道德经》、西方康德黑格尔哲学著作的原因所在。
　　哲学的科学性。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有自己存在与发展的规律，这是不为阶级利益、政治所左右的。例如关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古今中外哲学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水平，根据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知识的状况，以及自己的生活经历，通过自身的聪明、智慧与才能，以不同形式提出了各种理论与看法，试图揭示其普遍规律与意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的发展，哲学会不断改变它的形式。大家知道，近代西方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所以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归纳法与演绎法之争，是由于把当时兴盛的实验科学与数学移到哲学上的结果。同样，17世纪自然科学中力学的发展，使当时哲学中的机械形而上学方法占了主导地位，哲学家用机械观考察和看待一切事物，认为“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
　　2.坚持以科学分析态度看待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曲折历程，还有一个我们应该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是用一点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还是以两点论的辩证思维方法来看待现代西方哲学。
　　毛泽东正确指出：我们无论是对待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待外国文化，都要采取科学分析态度，不要肯定一切，否定一切。他在评论五四运动许多领导人物时说：“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4](P789)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
　　阶级“决定论”和唯心主义“决定论”。从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来看，初期主要

偏重于客观的介绍上，即使有或褒或贬的两个极端的评论，也为数甚少。从总体上看，二三十年代对实用主义哲学的看法与评论，还是比较公正的，并未出现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严重倾向。到了50年代以后，形而上学方法猖獗，“文革”期间发展到极端。在对待实用主义问题上，一点论的形而上学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阶级“决定论”。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于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商业哲学”、“市侩哲学”，是美国资产阶级追求最大利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为美国资本主义服务的。这种哲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哲学理论是反动的，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针锋相对，应该予以彻底批判与否定。这在当时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这类文章几乎都是按照这种基调撰写的。这种逻辑虽然很明了、简便，但却是一种简单化、主观武断的思维方法。把哲学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加以绝对化，变成了阶级性决定一切，这是我们多数哲学工作者多年来分析与评价中外哲学家及其思想的一条重要标准。认为代表先进、进步阶级的思想家、哲学家，其思想、哲学理论就是先进的、进步的，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反之，代表反动、保守阶级的思想家、哲学家，其思想、哲学理论就是反动的、保守的，毫无合理和价值可言。这样一来，把哲学产生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同其哲学理论、思想完全等同起来，抹煞了它们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我们认为，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有阶级论，但不是唯阶级论。中外哲学史表明，从阶级性来看，有的哲学家虽然不是代表进步、先进阶级的，有的哲学家甚至代表没落阶级，但并不排斥其哲学思想中包含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或真理的颗粒。
　　其次，唯心主义“决定论”。我们许多哲学工作者多年来在评价哲学家及其思想时，形成了一个固定、惯用的公式：唯物主义哲学家及其思想是进步的、革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及其思想是反动的、保守的。虽然有人在文章、著作中加上“一般来说”这几个字，但这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教条主义公式指导下，当我们评价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思想时，首先看他（这个流派）属于唯心主义阵营还是唯物主义阵营，然后先入为主地找出他的一些言论，削足适履地纳入反动或进步、保守或革命的框框之中，这样当然无法真实地科学地反映哲学家的思想原貌，必然出现难以置信的歪曲。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2](P16)列宁也有这样一段名言：“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聪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用辩证的唯心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愚蠢的唯物主义这个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些词来代替。”[5](P305)事实已证明马克思、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标准，来划分哲学家及其思想的进步与反动、先进与保守，是不科学的。由于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