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美国20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它强调以人的价值为中心，以实用、效果为真理标准，以实践、行为为本位走向，倡导教育与社会联系等，反映了美国社会求实进取，崇尚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经济、政治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可以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的一种哲学理论概括。
　　实用主义创始人查尔士·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明确提出：判定一个概念的意义，我们应当做的是“考虑一下，我们概念的对象，在实际意义上可能有些什么效果。这样的话，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这是人们所谓的“皮尔士原则”，它成为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实用主义真正立足于美国哲学舞台，成为国际性的哲学思潮，应归功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一书中系统地论证了实用主义的主要原理，把实用主义概括为一种科学方法和真理论。杜威进一步发挥詹姆士的思想，把实用主义基本理论具体运用到其他科学、特别是教育中去，成为实用主义大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用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五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哲学舞台上出现了新实用主义，其代表性人物是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新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诠释学、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试图把这些不同的哲学流派融合到实用主义之中。
　　　　一
　　实用主义传入我国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它的历史命运，是同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状况密切联系着的，只有把它放在当时我国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剖析，才能得以正确解释。
　　1.实用主义在我国的传播高潮与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运动
　　20世纪初西学东渐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繁荣景象，美国实用主义在我国迅速形成传播高潮是这种繁荣景象的一个主要体现。1919年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前夕，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来华讲学，标志着实用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进入高潮。
　　应中国教育团体之邀，1919年5月1日，杜威携同夫人、女儿来我国讲学，停留两年零二个月，足迹遍及北京、直隶、奉天、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场的讲座，仅以教育问题为题的讲演就达20多次。来华讲学时间之长，内容范围之广泛，在西方学者中实属罕见。他的讲演传播实用主义哲学，宣传美国的文化、社会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在我国知识界中产生很大影响。在这期间，我国学者撰写发表的介绍、评述实用主义的文章甚多。当时颇有影响的《新教育》杂志，1919年第3期还特地出版了“杜威号”专刊。传播与宣传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适，他不仅系统地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实在论、经验论、真理观、方法论，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论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具体运用到“朴学”与“红学”的研究中去。其次是教育家陶行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时，曾师从杜威与孟禄，在杜威来华前后发表一系列文章《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成为实用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与推行者。另外一个人物是时任《新教育》主编的蒋梦麟，在“杜威号”上发表《杜威之伦理学》、《杜威之道德教育》，对杜威伦理学的历史地位，杜威如何从社会与心理出发阐明道德教育原则等问题，都作了深刻论述。
　　五四前后实用主义在我国迅速形成传播高潮，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由于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以我国失败而告终，此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忧国忧民之士提出效仿西方“船坚炮利”，以引进科技为国求强求富。但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科技救国”幻想的破灭，学者们转而引进与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与哲学理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但是革命果实很快就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手中，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全国人民仍处在专制统治的灾难之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批判与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在这种形势下，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界名人，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进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封建反军阀官僚统治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一次以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迎来了实用主义在我国传播的高潮。
　　实用主义哲学，概括起来有以下的基本走向。强调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主题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反对传统哲学超越现实世界去研究“本体世界”的形而上学，主张哲学应该研究现实世界，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主题。杜威指出：当哲学不是为了应付哲学家问题的策略，而成为哲学家“处理人的问题的一种方法”的时候，便是哲学复兴之日。强调以价值为中心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看待事物的标准在于对人是否有价值，即在于此物能否满足人的欲望与要求。詹姆士认为，所谓好，仅仅是满足人的要求而已。真理就是对人有用，即对人有价值。强调以实行为本位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实行，一切都由实行、实践来决定其取舍，知识、观念、学说等是否正确，辨别其真伪，要靠实行来检验；离开了实行，根本谈不上效果、人的满足，再好的理论、学说、观念也等于一纸“空文”，毫无意义。强调以工具主义作为方法论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方法论，杜威称其为工具主义，并把这种科学方法论归结为“五步”说——疑问、问题、假设、推理、证明。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传统文化，提倡新文化，需要一种新世界观作为武器。实用主义正好符合他们冲破封建文化藩篱，提倡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实用主义正好反映了他们反对脱离实际的陈腐的“皓首穷经”的学风，提倡面对现实、实际新学风的要求；实用主义正好迎合他们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要求。
　　2.实用主义在我国遭受厄运与建国初期政治思想批判斗争
　　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实用主义在我国受到彻底批判与围剿。就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来说，批判声势之浩大，批判参与人之广泛，批判语词之尖锐，实用主义可算之最。在这场围剿和万炮齐轰的浪潮中，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都出版了批判专著，全国主要报刊发表许多批判文章，作者几乎来自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实用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御用哲学；实用主义是为大资产阶级和大商人服务的市侩哲学；实用主义是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反科学反理性的蒙昧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方法论是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
　　建国初期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与围剿，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首先是由建

国初期我国面临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决定的。建国初期，新生的共和国面临来自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反对美国对新中国的挑衅与侵略，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我们一方面在经济战线上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同时加强国防力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另一方面，把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反动思想的斗争，看作是从意识形态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需要，所以作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很自然就成了现代西方各种思潮中首当其冲的批判“靶子”。胡适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最大的代表人物，理所当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的联合领导下，成立了七个组，分别对胡适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中国哲学史观、文学思想和中国文学史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其次是由国际政治环境的大背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