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盟政策研究报告
等西方国家经常批评ARF，说它不解决实质性问题，进展速度过于缓慢。但ARF所坚持的循序渐进、协商一致、互不干涉内政、充分照顾各成员国舒适度的原则，正是论坛能够逐渐发展起来并在亚太安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近几年来ARF所取得的众多实质性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自东盟提出ARF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采取“三阶段”（建立信任措施、开展预防性外交、发展解决冲突机制）的目标以来，（注：Desmond Ball,"Toward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reventive Diplomacy",in Desmond
Ball and Amitav Acharya(eds.),The Next Stag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Australia,Canberra,1999,pp.1-2.）ARF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已实施有关项目近80个，（注：参见外交部网站：唐家璇外长在第九届ARF外长会上的讲话，http://www.fmprc.gov.cn/chn/33223.html）特别是促成了一些国家向ARF提交国防白皮书和安全展望年度报告；同时，在不断促进成员国间的安全合作和取得普遍共识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和推动第二阶段的工作。在今年的ARF外长会议上，各成员国同意应进一步强化ARF的职能，充实“反恐”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时循序渐进地使ARF从建立信任的阶段转向预防性外交阶段。（注：ARF外长会议1999年开始涉及预防性外交议题，2000年接纳“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草拟的八项原则（包括外交原则、非强制原则、时效原则、互信原则、协商一致原则、自愿原则、国家主体原则和公认原则）供成员国讨论，2001年通过有关预防性外交的文件。）
目前，东盟在ARF中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这种地位在ARF成立之初就得到各方确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活动程序。ARF最重要的两个会议（7月外长会议和5月高官会议）完全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负责筹办，约3/5的工作会议由东盟成员国与其他国家共同主办（另有约1/10由东盟成员国独立承办），日常事务则由东盟秘书处提供支持，包括组织活动、落实协议、保管文件等；二是指导原则。东盟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被确定为ARF活动的基本准则，尤其强调“平等参与、循序渐进、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的合作精神。
但近几年来，东盟自身发展呈现空心化趋势，对内，由于金融危机打击及组织规模急速扩大，成员间的矛盾和分歧增多，凝聚力减弱，如新老成员在AFTA的进展速度和方向上产生较大分歧，在不干涉原则问题上出现争议等；对外，国际影响不断下降，如东盟促成的ABEC基本由美国主导，发起的ASEM，欧盟的兴趣多在拓展中国市场，与欧盟外长对话会也因缅甸问题屡受挫折。这使其在ARF的主导地位也面临着虚化的危险。东盟欲发挥其定基调、掌方向、控速度的作用也面临日益增大的难度。美国和欧盟对东盟的主导地位一直心存觊觎，曾多次提出ARF改称“亚太地区论坛”的主张，借此要求轮流坐庄。西方一些学者批评ARF的非机制化发展取向，要求借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注：鉴此，ARF外长会议多次重申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并要求有关工作会议研究扩大ARF主席职能。）美欧在自身意图难以完全体现的情况下，一方面抱怨ARF成为清谈馆，另一方面，在外长会议上大谈东盟无缘置喙的话题如南亚局势、朝鲜问题等。而东盟各成员国对ARF的期望似亦出现一些裂痕：泰、菲欲将“人的安全”纳入“综合安全”的范畴，要求搞“建设性干预”；新、泰、菲要求加紧研究预防性外交课题；印尼、马、缅、越、老、柬仍坚守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底线”。
（四）东盟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始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而东盟的倡导、牵头和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997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东盟与中、月、韩首脑会议”以及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三个首脑会议，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三国签署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宣言》。1999年东盟扩大为十国后，上述机制被分别简称为一个10+3（或东盟加3）和三个10+1（或东盟加1）。这一年的10+3首脑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表示要在经济、社会、金融、财政、人力资源、科技、文化、资讯、政治及跨国事务等方面开展“长期的、战略性的”合作。（注：Asean Secretariat,Asean ExternalR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东亚经济合作的基本框架是10+3，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东盟，当然，中、日、韩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际上，10+3框架的出台，首先就是东盟内部十多年磋商、磨合的结果。它最早发端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0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概念，后改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然后被东盟接纳为正式计划项目。（注：EAEC后来也被APEC接纳为一个次区域论坛。1995年，APEC大阪会议期间，EAEC预定成员国的经济部长们以非正式的方式实现了首次专门聚会。这一年的东盟首脑会议还提议举办非正式的东亚首脑会晤，并指定马来西亚负责落实这一项目。）
东盟之所以能够成功发起和顺利推动建立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客观条件之一，是其多年来在东南亚区域内部合作中积累了较多经验，它可以在此基础上把合作范围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而其主观动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东盟从中认识到，单纯依靠东盟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某些经济风险；只有坐上东亚的大船，才可以增强其防御大风大浪的能力。中、日、韩三国对东盟领导地位的支持，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五）东盟在中国的周边稳定、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外交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综上分析，东盟在30多年的发展中虽历经坎坷，但能以其独特的“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注：东盟方式是东盟处理内外关系的行为规范，其特点是强调对话磋商、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包容性。）处理问题、渡过难关，并得到发展和壮大，成为亚太地区一支具有独特作用的重要力量，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大。表现在：第一，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环节之一。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繁荣的周边环境，而东盟作为中国周边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走向都将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积极致力于开创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首先是与邻国和睦相处。”（注：王毅副外长：“在中国与东盟媒体合作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9月24日。）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双方的合作，是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外交的重要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目前，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与东盟的整体关系也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及社会等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利益需求 《中国对东盟政策研究报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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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 and Amitav Acharya(eds.),The Next Stag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Australia,Canberra,1999,pp.1-2.）ARF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已实施有关项目近80个，（注：参见外交部网站：唐家璇外长在第九届ARF外长会上的讲话，http://www.fmprc.gov.cn/chn/33223.html）特别是促成了一些国家向ARF提交国防白皮书和安全展望年度报告；同时，在不断促进成员国间的安全合作和取得普遍共识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和推动第二阶段的工作。在今年的ARF外长会议上，各成员国同意应进一步强化ARF的职能，充实“反恐”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时循序渐进地使ARF从建立信任的阶段转向预防性外交阶段。（注：ARF外长会议1999年开始涉及预防性外交议题，2000年接纳“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草拟的八项原则（包括外交原则、非强制原则、时效原则、互信原则、协商一致原则、自愿原则、国家主体原则和公认原则）供成员国讨论，2001年通过有关预防性外交的文件。）
目前，东盟在ARF中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这种地位在ARF成立之初就得到各方确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活动程序。ARF最重要的两个会议（7月外长会议和5月高官会议）完全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负责筹办，约3/5的工作会议由东盟成员国与其他国家共同主办（另有约1/10由东盟成员国独立承办），日常事务则由东盟秘书处提供支持，包括组织活动、落实协议、保管文件等；二是指导原则。东盟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被确定为ARF活动的基本准则，尤其强调“平等参与、循序渐进、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的合作精神。
但近几年来，东盟自身发展呈现空心化趋势，对内，由于金融危机打击及组织规模急速扩大，成员间的矛盾和分歧增多，凝聚力减弱，如新老成员在AFTA的进展速度和方向上产生较大分歧，在不干涉原则问题上出现争议等；对外，国际影响不断下降，如东盟促成的ABEC基本由美国主导，发起的ASEM，欧盟的兴趣多在拓展中国市场，与欧盟外长对话会也因缅甸问题屡受挫折。这使其在ARF的主导地位也面临着虚化的危险。东盟欲发挥其定基调、掌方向、控速度的作用也面临日益增大的难度。美国和欧盟对东盟的主导地位一直心存觊觎，曾多次提出ARF改称“亚太地区论坛”的主张，借此要求轮流坐庄。西方一些学者批评ARF的非机制化发展取向，要求借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注：鉴此，ARF外长会议多次重申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并要求有关工作会议研究扩大ARF主席职能。）美欧在自身意图难以完全体现的情况下，一方面抱怨ARF成为清谈馆，另一方面，在外长会议上大谈东盟无缘置喙的话题如南亚局势、朝鲜问题等。而东盟各成员国对ARF的期望似亦出现一些裂痕：泰、菲欲将“人的安全”纳入“综合安全”的范畴，要求搞“建设性干预”；新、泰、菲要求加紧研究预防性外交课题；印尼、马、缅、越、老、柬仍坚守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底线”。
（四）东盟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始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而东盟的倡导、牵头和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997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东盟与中、月、韩首脑会议”以及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三个首脑会议，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三国签署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宣言》。1999年东盟扩大为十国后，上述机制被分别简称为一个10+3（或东盟加3）和三个10+1（或东盟加1）。这一年的10+3首脑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表示要在经济、社会、金融、财政、人力资源、科技、文化、资讯、政治及跨国事务等方面开展“长期的、战略性的”合作。（注：Asean Secretariat,Asean ExternalR
elations 1999-2000,Jakarta,2000.）在首脑级会议的基础上，10+3机制逐渐延伸出经济部长、央行行长、财政部长以及外交部长等一系列部长级会议。二是2000年3月，10+3财长会议决定，13国相互之间以“双边货币互换”的方式共享外汇储备，共同抵御金融风险。当年5月，13国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签署《清迈方案》，进一步认可上述决定。依据13国货币互换的总体协定，日本与韩国、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签署了双边协定，中国与泰国和日本签署了双边协定。三是2001年11月，东盟与中国首脑会议决定，在10年之内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东亚经济合作的基本框架是10+3，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东盟，当然，中、日、韩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际上，10+3框架的出台，首先就是东盟内部十多年磋商、磨合的结果。它最早发端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0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概念，后改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然后被东盟接纳为正式计划项目。（注：EAEC后来也被APEC接纳为一个次区域论坛。1995年，APEC大阪会议期间，EAEC预定成员国的经济部长们以非正式的方式实现了首次专门聚会。这一年的东盟首脑会议还提议举办非正式的东亚首脑会晤，并指定马来西亚负责落实这一项目。）
东盟之所以能够成功发起和顺利推动建立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客观条件之一，是其多年来在东南亚区域内部合作中积累了较多经验，它可以在此基础上把合作范围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而其主观动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东盟从中认识到，单纯依靠东盟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某些经济风险；只有坐上东亚的大船，才可以增强其防御大风大浪的能力。中、日、韩三国对东盟领导地位的支持，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五）东盟在中国的周边稳定、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外交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综上分析，东盟在30多年的发展中虽历经坎坷，但能以其独特的“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注：东盟方式是东盟处理内外关系的行为规范，其特点是强调对话磋商、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包容性。）处理问题、渡过难关，并得到发展和壮大，成为亚太地区一支具有独特作用的重要力量，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大。表现在：第一，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环节之一。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繁荣的周边环境，而东盟作为中国周边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走向都将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积极致力于开创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首先是与邻国和睦相处。”（注：王毅副外长：“在中国与东盟媒体合作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9月24日。）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双方的合作，是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外交的重要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目前，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与东盟的整体关系也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及社会等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利益需求 《中国对东盟政策研究报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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