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在欧洲一体化中并没有被废除，主权只是越来越以共同的形式出现。欧洲机制是专为专家等精英治理而设计的，技术管理型的治理被放在了欧洲的层面上，而政治代表仍保留在成员国政府手中。[3]成员国对主权问题的处理，事实上一直在坚持主权的本质和自主限制与让渡主权权力、坚持国际体系对主权平等的规定性和正视国家行使主权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方面总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平衡关系。成员国选择一体化这条自主限制和让渡主权权力的道路，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并实现其主权。拥有欧盟委员会内一半票数的弱小成员国能够通过集体的力量否决大国提出的任何有损于它们关键利益的方案，从而有效地共同行使这些主权权力。
　　国家在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限制和自主让渡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即以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代价，充分利用当今世界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这最终无疑会强化国家的主权地位。
　　简言之，主权理论是一种发展的理论。当代的主权理论应当是一种层次理论，它指明了国际体系层次上主权平等的同质性与国家层次上主权实践的差异性，以及国内层次上民族与地区分离势力的猖獗，造成了主权的困境，它把主权的内涵分解为作为主权本质的核心权力和其派生的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维护主权的本质，而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可以灵活地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加以自主限制，或自主让渡，其目的是要更好地维护主权的本质，使之成为我们在与全球化和谐共进中的根本保障。我们需要一种刚柔相济的新主权观，以化解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重大挑战。
　　当然，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民族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的境遇、心态、反应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全球化的漫长历程中，主权问题将始终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总之，主权正在从传统走向未来，从古典的、封闭式的单向权力走向当代的、开放式的互动权力。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一趋势将加速。[4]
　　　　　　二
　　当一个日益卷入全球社会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第一次遇到了它的能力发挥的边界的时候，其主权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自主性问题。沃尔兹就指出，“说国家拥有自主权，并不是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不是说他们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不是说他们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主权国家可能四处碰壁，被迫以他们不希望的方式行事，而几乎无法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国家的主权，从未要求国家不受其他国家的行为的影响。拥有主权和具有依赖性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条件。主权国家很少有过自由而轻松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主权呢?说一个国家拥有主权意味着它自己决定如何处理它自己的内政外交难题，包括是否要从他人那里寻找帮助，并通过对它们承认义务而限制自己的自由。国家确定自己的战略，制定自己的路线，并就如何满足它们所感受的任何需要和产生的任何愿望作出自己的决策。”[5]这也就是说，国家主权的实际运作往往体现在选择自主性上。
　　全球化的魔瓶一经打开，足以激活影响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乃至文化自主性的各项因素。目前，政治的全球性特征十分明显。
　　这首先表现在政治自主性层面上。从国际看，全球化迫切需要共同规则，在全球化浪潮中出现了组织化和制度化趋势，日益发展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法，都拥有合法性的资料和某种超国家权利，对国家行为进行广泛的限制，对国家种种敏感的政治问题甚至政治体制进行广泛的国际干预，干预力度空前强化，约束力不可等闲视之。从国内看，在全球化条件下，代表特定利益的利益集团、政治组织甚至地方政府容易受到外界的渗透和影响，向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威发起挑战。自主性既涉及全球政治国内化和国内政治全球化，也涉及国家与国外力量以及国内各种次国家角色的关系。必要的自主性对于维护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国家安全的自主性同样遭到削弱。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机制与制度的权威性与干预性与时俱进，而其主导权又往往掌握在霸权和强权国家手中，各种强力干预以至军事干预日趋频繁，国家的安全自动性趋于弱化。在前全球化时期，国家主要面对军事安全，如今却要应付综合安全困境。全球化已经冲破了国家筑起的“围城”，领土边界丧失了原有的大部分限制与阻挡作用，越来越多的因素实现了跨国自由流动，特别是信息、人员、高科技、资金全球性流动，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贩毒等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艾滋病全球肆虐，环境污染、难民问题跨国蔓延，它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中给国家的安全防范和管理带来了棘手的新课题，单靠国家已无法全面控制，国家保护本国综合安全的能力在历史上首次受到严重考验。
　　全球化对经济自主性冲击最大。促进经济的持续繁荣历来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这通常是在国家坚持经济自主性的条件下实现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发展潮流正在跨越所有国家的边界，改写历史格局，原先那种完全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已经汇入了全球经济，国家从全球寻找市场、资本和技术，寻找发展之路，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国家的经济目

标只有通过国际安排才能达到，否则有被边缘化之虞。今天与其说一国经济被置于国家的疆界内，不如说被置于全球经济中，而一旦融入全球经济，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体制、运作机制和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对国际经济组织、制度、规则的依赖和遵行，在经济上已难以做到完全自主，经济自主性的有限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况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统一的全球大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非政府基金甚至个人都能利用其掌握的庞大经济资源，以各种方式操纵、控制甚至摧毁一国的经济命脉。国家难以掌控全球化、信息化的全球经济活动，国家对经济活动传统的控制力和管理权已经无可挽回地衰退了。
　　全球化及其衍生的全球问题在社会、文化领域中也越来越强劲地显示其跨国性，由此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不仅产生社会问题，还造成道德危机和认同危机，国家在解决此类突如其来的新问题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标本兼治，因为这些问题均超出其自主性的范围。
　　全球化绝不预示着民族国家的终结，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并未显现衰败或消亡之态，民族国家仍会比人们预料的更长久地生存下去，国家会继续起到确定社会需求并保证需求得以实现的作用。目前，对国家的惟一要求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必然地担负起协调、规划及适度管理的重要责任，并需要有效率、有权威地在各种两难问题上作出巧妙的平衡。在国家与全球化关系的判断上，绝对的国家主义显然是幼稚可笑的，全球主义则夸大了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失效。衡量国家的真正尺度是其职能的多样性和适应性而非特定性，适应性是其本能。历史证明，国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强大的环境适应性。国家只要在新的全球化历史条件下重新定位，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简言之，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职能的淡化，恰恰相反，新的历史条件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突显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因此，与其说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倒不如说加强了国家的责任、生存和调适能力。国家是个开放的、不断与其外部环境发生互动的生命力旺盛的系统。环境的历史性嬗变具有激活国家的巨大作用，全球化孕育着国家新的发展契机。
　　国家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并非徘徊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在经济的战略调整、宏观政策手段诸方面，国家有广泛的选择余地。从本质上说，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协调一致的反应能力。国家的调整能力依赖于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战略，及时变动的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对可持续发展产业投资的动员能力，产业政策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国家也可以通过政策来影响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投资战略和创新战略，以至直接推动其实施全球化战略。国家不断地通过更新政策，为创造性调整开拓广阔的空间，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国家的国内战略旨在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致力于治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并通过对资源和权利进行再分配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市场经济需要法制化的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这种微观管理主要是以立法、行政、司法手段对市场主体行为加以规范化。总之，要在有效力的政府和有效率的市场之间达到平衡和补促。
　　随着世界贸易规则同质化压力的增大，国际金融跨国界迅速流动所带来的风险骤增，国家通过全球谈判，不断制订新的规则、制度，建立相关国际组织，力求提高对世界宏观环境的调节与控制，尽可能引导经济全球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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