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为有序地进行。这就是说，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角色，全球化不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可以加以设计和引导的过程。这是国家在全球和区域层次上的战略。这种战略并不是要取消国家自身独特的身份和目标，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治理全球市场失灵的全球集体行动，运用合作性权力安排来保证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是一种在全球化中应运而生的伙伴关系。国家和市场也是影响全球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吉尔平指出，“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来的历史，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决定现代民办国际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6]政府或市场任何一方作用的过度或不足，都会造成它们的缺陷或失灵，惟有二元机制相结合。
　　　　　　三
　　经验证明，国家不再是前全球化时期的封闭型国家，也不再是经济全球化被动的应对者，它正在扮演经济全球化积极的推动者的角色，在不同层次都做出了极大努力。实际上，全球化是大国推动、广大中小国家参与的历史进程。
　　全球化是个不平等、非对称性的进程，具有非均衡的特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地位、作用与收益诸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的增长结构是“中心——外国”结构，发达国家处于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外围，中心是全球经济的增长极，它通过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外围向它提供供给，而外围则依靠中心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心把越来越多的外围国家组合进它创建的等级制的全球经济体系，因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则感受到一种无形的、越来越紧的束缚。此外，一般而言，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对发达国家并非想象的那样大，因为它们的调控机制较为完善，应对手段多种多样，可供调动的资料丰富，利用机遇的能力强，“对他们来说，全球化是件好事，但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发达国家也在对全球化时代的新课题进行探索和反思，“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典型的折中主义的选择，力图在“左翼”和“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它赞同自由市场竞争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平衡权利与职责，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主张用国际合作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可以用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欧洲国家是最古老的民族国家，当它们在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的变化了的情况下遇到了其能力发挥的边界时，采取了进取型的深化一体化的态度，再次走在民族国家发展历史的最前沿，它们的主要对策是把国家的权力和职能进一步转移至欧盟，在超国家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替代机制，建构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处理事务能力的实体。欧盟的实践与经验是否为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以及编织全球网络提供了某种历史启示呢?至于发展中国家就有所不同了，开放并加入全球化进程是摆脱贫困落后的惟一选择，却也是一着险棋。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利用全球化机遇的能力，与其现代化程度、综合国力水平和决策能力成正比，发展中国家比起发达国家来，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全球化有鸿沟。要参与全球化，首先必须信息化。美国有54%人口上网，而发展中国家只有约0.6%。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犹如现代神话，可望而不可即。这些落后国家由于不能有效利用互联网正日益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所以，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顺利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全球化有风险，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国的失衡与危机都有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失衡与危机。全球化有陷阱，特别是国际游资不断制造或推动了全球性或区域性金融动荡，使世界各国深受其害。全球化有隐忧，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市场化进程，它在创造效率的同时使利益分配失衡，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全球化给富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了穷国。
　　通常，发展中国家政府机构庞大，职能宽泛，界限不清，政府权威不足，形象欠佳，自控能力低下，领导能力、管理能力、调控能力与动员、整合社会能力较弱，

法制不健全，权力腐败，民众的信任度低，可以说，“大政府”危机是一个普遍性、综合性的问题，它与全球化对国家职能的更高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此，全球化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
　　由于全球化并非是一个纯粹经济的、客观的历史过程，它涉及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政治与市场等基本问题。这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上。国家的适应性变化能力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架构中进行的，这就是说制度变迁能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灵活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使国家能采取新的主动行动，从而保证政策的适应性变化取得成功，因此，坚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改革不适应全球化的官僚体制、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项急迫的任务。这项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互相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政治发展的成功转型是政治体系在全球化开放条件下继续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键，而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则是市场逻辑展开的前提。换言之，政治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所蕴含的意义。
　　政府适应环境变化的基本方式是转变与更新其职能。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要同时致力于治理本国市场失灵和全球市场失灵，在两个层次上提供公共物品，克服外部性，如履行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毒品犯罪等职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还要克服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残缺不全等“市场缺损”。这只能“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法律手段，替代一部分尚不发育的、残缺的或运行失效的市场机制”，[7]用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的方法培育和扩展市场，最终按照市场的经济的内在要求改变整个经济体制，使之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并帮助经济体先学步后奔跑。与此同时，政府又要十分注意与全球化伴生的许多风险，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管理职能、引导职能、驱动职能是十分重要的。而政府的职能转变是与行政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和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把政府行为置于全新的环境之中，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更高、更精细的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足够的实力，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府的功能、特点、政策工具等难以正确把握和灵活运用，也难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而娴熟地抉择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使之协调配套。发展中国家在管理跨国公司方面同样面临着诸多难题。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要同时兼顾、平衡主权目标、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需要在实践中培养政策制定的预见性、准确性和艺术性。这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它们已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不仅要通过法律和秩序来保障市场的正常运作，还要运用包括经济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培育和扶植市场经济体制，使之趋于完善和成熟。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前提是国家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否则国家将成为经济衰退的人为根源。
　　有选择地适度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种幼稚产业应当具有三个特点：比较优势、预期收益大于保护成本和积极的外部效应。但是，保护措施要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和综合效应，保护力度要与产业水平相适应，并随产业的发展而调整。引进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举措，要引导外资的流向，使之有助于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对于本国企业则要大力加以扶植，以明确的国际竞争战略和必要的政策和信息支持，引导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确保本国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经济长期安全。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面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它们可以直接吸收发达国家以及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引进先进技术、资本，发挥后发优势。它们可以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强有力的政府指导，各种政策调整，可以造就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宏观经济的稳定、人力资本的形成、贸易对外开放、投资和竞争的环境，这样，既把本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开放进程，又使经济全球化对其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政府要更多地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差异所造成的。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发展中国家显然不能按照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个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行事，如果只强调解除管制，忽视了政府的必要管理和调节，就会在导致政府失效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失效的同时，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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