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遍价值和制度逐渐在地缘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意义上演进的世界”，[1](中文版自序)但是民族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要制度。对于国家来说，在前全球化时期的最大忧患是担心被看得见的敌人所消失，而在全球化时期的最大忧患是担心被看不见的全球力量淘汰出局。全球化是对地域国家的超越。全球机制化、制度化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对国家及其边界的超越。全球化的不断上扬，势必孜孜不倦地寻求全球政治空间。“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旧政治空间那种坚定不移的确定性正让位于新的、但仍然只是部分可辨的制约性与可能性”。[1](第11页)全球化对国家的挑战及其解决方式，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21世纪国家发展中必然面对的问题。但是，国家不应把全球化视为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应视为积极参与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理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只有适应并正确应对的国家才能生存与发展。关键之点是，国家必须明确知道自己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包括优势与劣势，以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随着新世纪、新千年的开始，国家应当扮演一个新的角色。
　　全球化是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课题。全球化意味着对国界的不断跨越、全球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跨国力量及次国家力量的不断膨胀。就全球化这一客观进程而言，国家处于应战的被动地位，难以防止国家权力向上、向下的转移。与此同时，国家在这一客观进程中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扮演着主动策划者与基础性角色。
　　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20世纪，民族国家体制从欧洲走向全世界，但是，民族国家的生存方式是相对封闭的，边界、主权使国家成了“围城”。几百年来，世界生产方力的发展不断地冲击国家这一“围城”，而国家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及至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大潮酿成，人类发展的局部性与封闭性正走向终结，封闭性的民族国家形式远远不能适应世界生产力突飞猛进所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也不能适应在许多方面必须进行全球治理的世界形势，两者的矛盾终于揭开了盖子，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既有外在的挑战，又有内在的挑战，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
　　全球化的大趋势正在迅速改变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统一在民族国家内的状况，使国家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大，全球化对国家的冲击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但在政治层面最具挑战性，其影响集中投射在国家主权上，严重地侵蚀和弱化国家主权，国家自主性受到严峻的考验。
　　　　　　一
　　主权是民族国家特有的本属性和固有的排他性权力。从本源上和本质上来说，主权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黑格尔认为主权代表国家富有生命力的统一。国家凭借主权可以以最高权威和独立自主的方式处理它的一切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不受其他国家、实体或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主权的属性有内外之分，即对内主权——国家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和对外主权——国家的对外独立权。对内主权是国内社会的垂直权力关系，对外主权则是国际社会主权间的水平关系，后者从来就是一种受到相互制约的平等关系。为了在良好的国际关系发展中获取国家最大利益，国家行使主权需要自我克制和控制，以便与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保持平衡。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是国家立于世界之林的命脉所系，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活动的基础和准则。主权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以世界民族国家体制的存在为客观基础的，民族国家及其形成的国际社会依然是当代的显著特征，在可预计的将来，它们不会显露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征兆。但是，主权既然是历史的产物，也必然随着历史进程而演化，必然与变动中的国际环境相平衡，与变动中的国家利益相适应，换言之，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是它在主权问题上选择的内在动力，国际环境嬗变是这种选择的外在动力，这意味着主权的特性、地位和作用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会不断发生变化。在当前的国际关系转型时期，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具有典型意义。
　　其实，主权并非是先验存在的东西，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众所周知，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型之际，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才建构了主权和主权国家，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300多年来，对国家及其主权中心地位的认可一直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和基石。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转型、上述互动的深化，主权必然面临不断的重构，因为主权将特定的国家权威与特定的国际社会结构、政治空间和时间联系在一起，它随空间与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从社会建构的意义上来分析主权的变动性，我们同样会发现，全球政治生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活，是多种社会关系之和，主权建构在这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国家相互间有意识的社会交往活动之上。随着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不断推动国际权力相对集中，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日趋扩展、日臻完善，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者积极参与全球决策，跨国家治理日益增多，全球政治生活不断扩展和深化，主权也不断改变着自身的属性，这是国际关系互动实践不断建构的结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考察和把握主权的时代变迁。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过程中，在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发展的历程中，经历着社会性的重构。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体系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国际俱乐部或国际共同体，主权就是俱乐部的成员资格或共同体颁发的行为许可证。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是独立的，互不从属的。主权国家间的这种平等关系要通过平等的相互承认来确定，在此基础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或国际共同体。
　　由此可以看出，主权既有体系层次上的意义，又有国家层次上的意义。可是，这两种意义是不一致的。国际体系对主权的规定是抽象的、平等的，因而体系层次上的主权是同质的。如果体系对主体的质的规定性能完全贯彻，那么在国际社会中有关主权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事实上，主权在法理上、形式上的平等受到实质上不平等的冲击。这是因为在国家层次上，主权的实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国力就是主权的必要条件，但并不一定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任何情况下，国力都不是一个充分条件。”[1](第107页)在国际体系中国家主权以自我国力为基础发挥作用，而体系结构和进程揭示国家间实际能力分布的差异性和不对称关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民族国家的初创阶段，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不够稳定，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较弱，它们对内对外的重大决策以及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抉择，经常受到内外势力的干扰和干涉，总体上处于劣势地位，它们的主权处于脆弱状态，而霸权与强权国家利用其力量优势，奉行扩张性、干涉性对外政策，否定体系对主权的规定性。因此，在实际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绝对不平等的，虽然在国际法上似乎享有平等地位。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今的全球化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进程，而是与美国的霸权纠合在一起的。美国的霸权并不单单是在一般意义上侵害了其他国家主权的有效性，恰恰是充分地利用其在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全球机制化中的主导地位和独享的特权，把它的霸权有效地扩展到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域，从而限制和削弱了它们的主权。伊娜雅图拉和布莱尼用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揭示了在体系结构进程中处于劣势国家所面临的主权挑战。他们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由主体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组成。主权是一个自我意识和形象的实现

，所有主权国家都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和责任。主权实现需要一国资源或财富的支持，而通过生产或交换获取财富的活动则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逻辑进行的。这样，国家的主权逻辑和体系的分工逻辑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马克思和斯密的论述中都能找到根据。马克思提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革把人从封建的奴役和等级中解放了出来，所有的人都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但人对获取财富的需要又迫使自由的人参与到分工体系的商品交换中去，自由的人又变成了不自由的人。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把国家分成了贫富两类。富国之所以富是因为它们的劳动分工发达，分工是财富创造的关键。但是，斯密没能把这种分工放到更宏观的那些只拥有劳力和那些拥有资本的社会关系中来深入地分析。主权国家的困境就类似于个体的这种政治经济困境，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只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实质上获得了承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是一个没有实现的目标。[2]
　　马克思主义强调国际分工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切国际关系都是某种国家分工的表现，随分工的改变而改变。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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