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
稳定极为关注,其大国作用的设计和 发挥也是以此作为主导。
在德国外交决策的操作层次上,已经出现了愈来愈国际化、特别是欧洲化的趋势。随 着德国社会生活愈来愈与欧洲一体化紧密融合,德国的欧洲政策已经成为一项包罗万象 的首要任务,对原有外交决策结构进行调整与更新就势之使然了。德国联邦议院设立欧 洲联盟事务委员会,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外交决策的民主合法性也意义重 大。
不仅德国的外交决策发展欧洲化,德国二战以后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出现了欧洲化 趋势,“马克体系”欧洲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德国市民社会在历史上的蜕化,曾为希 特勒纳粹主义产生准备了社会温床。这是德国历史学泰斗弗里德里希·麦乃克(Friedrich Meinecke)1946年提出的尖锐命题。依此思维逻辑,二战以后德国市民社会 的形成与发展,也为非纳粹化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建成与巩固提供了社会基础。德国市民 社会及其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大约经历了二、三十年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步 获得巩固。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国内基础,还包括德国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对西方一 体化外交政策的态度,在这方面,学者和政治咨询者以及执政党和反对党具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他们在外交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各自角色与地位不同,所关注的问题和所提供 答案的角度也迥然有异;但是,他们对统一德国外交政策取向的看法有一个公分母,那 就是赞同德国实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主张德国继续在现有一体化机构(特别是欧盟与 北约)中发挥作用。
总之,德国对新世界政治结构的根本看法,它在外交决策上的欧洲化趋势,德国市民 社会、利益多元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国内对实行西方一体化和国际多边主义外 交政策的广泛共识等,都保证了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诚然,统一德国在“后冷 战时期”已经突破曾坚持几十年之久的“军事克制政策”,不再将使用武力和参与北约 辖区以外世界范围军事维和行动视为禁区,招来世人极大关注甚或不安。
突破军事克制禁区,是德国外交政策在“后冷战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属 于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范畴;这种“正常化”的改变与1949年以后德国外交政策连 续性的坚持具有高度实质上的一致性,即争取德国平等目标的实现;平等目标具有客观 的和主观的意义,客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已经伴随德国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告实现; 主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主要是德国通过对“克制文化”进行反思,在1998年上台执政 的红绿联合政府领导下突破原来禁区以后实现的。以2001年“9·11”事件以后德国联 邦国防军参加国际反恐战争为标志,德国始自1949年的以平等为实质目标的“正常化长 征”宣告结束。
二、“超前的民族国家”
德国迟到2001年,才发展成为一个与其它国家一样的正常的民族国家。然而,当它已 将承担未来责任置于首要地位时,它是以一个“超前的民族国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的。所谓“超前的民族国家”,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这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而 是“超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注:国际上流行的概念是“后现代民族国家”或“后( 现代)民族(国家)性”(postmoderner Nationalstaat,postnationale ldentitaet),如 德国历史学教授格特弗里德·尼德哈特(Gottfried Niedhart)199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题 目就是:“德国外交政策:从有限主权的部分国家到后现代民族国家”(载于Aus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1-2/1997,S.16ff)。他认为:在欧洲大国圈子中,德国 所体现的“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最为发达。前荷兰驻波恩大使也持这种观点,并曾呼 吁:德国应坚持其“后民族国家”取向;其它国家不要干扰这一进程,而应效仿德国人 做法,也致力于发展自己国家的“后(现代)民族(国家)性”。我在这里采用“超现代” 说法,意思同“后现代”说法一样,只是想强调德国走在别国前面的“超前”现实,与 “迟到”的问题形成对比。)对外奉行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国家”外交政策,而是 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在2001年“9·11”恐怖 袭击事件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时期,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 德国已经成为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
1、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新任务
德国21世纪的外交政策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internationale Ordnungspolitik )。它是德国在2001年“9·11”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条件下提出的,同德国著名国际政 治学教授汉斯·W·毛尔(Hanns W.Maull)10年前提出的“国际政治文明化”具有直接联 系。
毛尔在1992年提出“国际政治文明化”的直接历史背景是:国际形势巨变、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在他看来,它们不仅宣告二战以后时期的结束,而且还意味着17世纪以来 形成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终结。因此,对国际政治一系列现实主义的传统观点、看法 、概念如民族国家主导、主权独立至上、权力与利益追逐、军事安全优先、外交政策脱 离社会等已经不合时宜,由此而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方案如均势、遏制、威慑等也急需修 正。总之,必须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进行新思维,首先打破国际政治孤立性看法,从 政治的整体性(即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面临同样的挑战!)出发,致力于实现国内和国际 政治两个文明化。(注:毛尔在他1992年发表的论德国新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中, 提出14条论纲。这是第1和第2条论纲内容。详见Hanns W.Maull,ZivilmachtBundesrepublik Deutschand-Vierzehn The
同“国内政治文明化”已在世界上获得很大发展相比,“国际政治文明化”进程艰难 而缓慢,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尽管如此,毛尔对国际政治文明化的发展前景是抱乐观 态度的,认为冷战结束为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必须将国内社会、政治文明化 进程转向国际政治领域,致力于国际政治的和平化、法制化、民主化和公正合理化。( 注:详见毛尔论纲4,第271—273页。)然而,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打 破了10年前这种理想主义的乐观设想!(注:不少人在惊恐之中预言或评论道:“9·11 ”事件可与1945年二战结束和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意义相提并论;恐怖袭击的烟云 犹如56年前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宣告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参见 “Grundlinien der neuen deutschen Aussenpolitik”,Rede von Dr.Ludger Volmer, Staatsminister in Auswaertigen Amt vor dem“Politischen Forum Ruhr”am 12.11 .2001.)安全问题重又成为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尔再度撰文论 述德国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问题,指出:全球化进程及其后果迫使世界政治必须采 取新的应对措施,以对付“不仅美国、而且还有德国和整个文明世界面临的威胁”;只 有推行一项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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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外交决策的操作层次上,已经出现了愈来愈国际化、特别是欧洲化的趋势。随 着德国社会生活愈来愈与欧洲一体化紧密融合,德国的欧洲政策已经成为一项包罗万象 的首要任务,对原有外交决策结构进行调整与更新就势之使然了。德国联邦议院设立欧 洲联盟事务委员会,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外交决策的民主合法性也意义重 大。
不仅德国的外交决策发展欧洲化,德国二战以后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出现了欧洲化 趋势,“马克体系”欧洲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德国市民社会在历史上的蜕化,曾为希 特勒纳粹主义产生准备了社会温床。这是德国历史学泰斗弗里德里希·麦乃克(Friedrich Meinecke)1946年提出的尖锐命题。依此思维逻辑,二战以后德国市民社会 的形成与发展,也为非纳粹化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建成与巩固提供了社会基础。德国市民 社会及其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大约经历了二、三十年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步 获得巩固。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国内基础,还包括德国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对西方一 体化外交政策的态度,在这方面,学者和政治咨询者以及执政党和反对党具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他们在外交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各自角色与地位不同,所关注的问题和所提供 答案的角度也迥然有异;但是,他们对统一德国外交政策取向的看法有一个公分母,那 就是赞同德国实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主张德国继续在现有一体化机构(特别是欧盟与 北约)中发挥作用。
总之,德国对新世界政治结构的根本看法,它在外交决策上的欧洲化趋势,德国市民 社会、利益多元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国内对实行西方一体化和国际多边主义外 交政策的广泛共识等,都保证了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诚然,统一德国在“后冷 战时期”已经突破曾坚持几十年之久的“军事克制政策”,不再将使用武力和参与北约 辖区以外世界范围军事维和行动视为禁区,招来世人极大关注甚或不安。
突破军事克制禁区,是德国外交政策在“后冷战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属 于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范畴;这种“正常化”的改变与1949年以后德国外交政策连 续性的坚持具有高度实质上的一致性,即争取德国平等目标的实现;平等目标具有客观 的和主观的意义,客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已经伴随德国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告实现; 主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主要是德国通过对“克制文化”进行反思,在1998年上台执政 的红绿联合政府领导下突破原来禁区以后实现的。以2001年“9·11”事件以后德国联 邦国防军参加国际反恐战争为标志,德国始自1949年的以平等为实质目标的“正常化长 征”宣告结束。
二、“超前的民族国家”
德国迟到2001年,才发展成为一个与其它国家一样的正常的民族国家。然而,当它已 将承担未来责任置于首要地位时,它是以一个“超前的民族国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的。所谓“超前的民族国家”,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这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而 是“超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注:国际上流行的概念是“后现代民族国家”或“后( 现代)民族(国家)性”(postmoderner Nationalstaat,postnationale ldentitaet),如 德国历史学教授格特弗里德·尼德哈特(Gottfried Niedhart)199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题 目就是:“德国外交政策:从有限主权的部分国家到后现代民族国家”(载于Aus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1-2/1997,S.16ff)。他认为:在欧洲大国圈子中,德国 所体现的“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最为发达。前荷兰驻波恩大使也持这种观点,并曾呼 吁:德国应坚持其“后民族国家”取向;其它国家不要干扰这一进程,而应效仿德国人 做法,也致力于发展自己国家的“后(现代)民族(国家)性”。我在这里采用“超现代” 说法,意思同“后现代”说法一样,只是想强调德国走在别国前面的“超前”现实,与 “迟到”的问题形成对比。)对外奉行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国家”外交政策,而是 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在2001年“9·11”恐怖 袭击事件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时期,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 德国已经成为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
1、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新任务
德国21世纪的外交政策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internationale Ordnungspolitik )。它是德国在2001年“9·11”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条件下提出的,同德国著名国际政 治学教授汉斯·W·毛尔(Hanns W.Maull)10年前提出的“国际政治文明化”具有直接联 系。
毛尔在1992年提出“国际政治文明化”的直接历史背景是:国际形势巨变、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在他看来,它们不仅宣告二战以后时期的结束,而且还意味着17世纪以来 形成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终结。因此,对国际政治一系列现实主义的传统观点、看法 、概念如民族国家主导、主权独立至上、权力与利益追逐、军事安全优先、外交政策脱 离社会等已经不合时宜,由此而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方案如均势、遏制、威慑等也急需修 正。总之,必须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进行新思维,首先打破国际政治孤立性看法,从 政治的整体性(即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面临同样的挑战!)出发,致力于实现国内和国际 政治两个文明化。(注:毛尔在他1992年发表的论德国新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中, 提出14条论纲。这是第1和第2条论纲内容。详见Hanns W.Maull,ZivilmachtBundesrepublik Deutschand-Vierzehn The
sen fuer eine neue deutscheAussenpolitik,in:Europa-Archiv,Folge 10/1992,S.269—270.)
同“国内政治文明化”已在世界上获得很大发展相比,“国际政治文明化”进程艰难 而缓慢,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尽管如此,毛尔对国际政治文明化的发展前景是抱乐观 态度的,认为冷战结束为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必须将国内社会、政治文明化 进程转向国际政治领域,致力于国际政治的和平化、法制化、民主化和公正合理化。( 注:详见毛尔论纲4,第271—273页。)然而,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打 破了10年前这种理想主义的乐观设想!(注:不少人在惊恐之中预言或评论道:“9·11 ”事件可与1945年二战结束和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意义相提并论;恐怖袭击的烟云 犹如56年前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宣告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参见 “Grundlinien der neuen deutschen Aussenpolitik”,Rede von Dr.Ludger Volmer, Staatsminister in Auswaertigen Amt vor dem“Politischen Forum Ruhr”am 12.11 .2001.)安全问题重又成为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尔再度撰文论 述德国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问题,指出:全球化进程及其后果迫使世界政治必须采 取新的应对措施,以对付“不仅美国、而且还有德国和整个文明世界面临的威胁”;只 有推行一项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