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
来,除了为官和流徙者外,汉人南迁较少与政府发生直接联系。最后,举宗举族迁徙的有所增多,六朝时期,由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及荫户制度的产生,豪强士族南迁时,大多率宗族、宾客和乡党同行。如《陈书·萧引传》载,“侯景之乱”爆发后,萧引与弟彤及宗亲等百余人奔岭表,即是明证。
刘希为、刘磐修二先生在《六朝时期岭南的开发》(注: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曾推断,汉末三国百余年迁徙岭南的人口总数为778,474。但六朝时期,究竟有多少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由于史料缺乏,却很难做出准确回答。当然,我们通过对人口数目的比较,仍可约略地推测出当时汉族移民的规模。西晋太康元年(280),珠江三角洲属广州,跨属于始兴、南海、苍梧、高凉、高兴五郡,其基本范围在四会、新夷、番禺、增城、博罗、中宿、高要、思平、海安九县之内。(注:参见《晋书·地理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因当时人口统计只到郡,今姑以平均数推算各县之人口。据《晋书·地理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算出珠江三角洲户数为3054。又据同书甲表13,知太康元年每户平均人口数为6.57,由此得其总人口数为20,065。到刘宋大明八年(464),珠江三角洲跨属于湘、广二州,南海、高凉、新会、东官、绥建、宋熙六郡,领县约33个,总计有户13,263,口71,705。(注:参见《宋书·州郡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与前者相比,增户10,209,口51,640。据王育民先生研究,西晋太康初相当于刘宋统治地域的各州郡国,有户1,331,305,刘宋仅及其67.7%。(注:参见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而在珠江三角洲,刘宋时的户数却为西晋的434.3%,即增长了三倍多。从珠江三角洲主要所在的广州来看,西晋太康元年有户43,140,刘宋大明八年为49,726,只增长了15.2%。(注: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甲表17。)由此可见,珠江三角洲的户口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其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另外,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来看,西晋太康元年为1.23‰,隋大业五年(609)为2.89‰,历经320多年,比重提高了一倍多。(注:参见《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甲表22。)这也表明了珠江三角洲人口不断增长的大趋势。
地方行政机构的增置,是六朝政权开发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措施,同时也反映出该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因为中国古代的郡县设置,人口数亦是其基本依据之一。东汉时期,珠江三角洲隶交州刺史部,跨属于南海、苍梧二郡,中宿、四会、番禺、增城、博罗、高要六县。三国吴时所跨属州、郡、县数目分别为1、3、8;东晋、宋、齐、梁、陈均跨属于二州六郡,其中东晋、宋、齐所跨属县数已分别达到10、33和34。(注:吴、梁、陈,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四册;东晋,据《晋书·地理志》;宋,据《宋书·州郡志》;齐,据《南齐书·州郡志》。)由此可以看出,汉末吴初、晋宋之际乃是汉人迁入的重要时期。梁陈之际虽然县数缺载,但我们从大量的事例中已获得了其作为汉族移居高潮的信息。其中很多地方行政机构,即为安置流民而设。《宋书·州郡志》“广州新会太守”条载:“文帝元嘉九年(432),割南海、新会、新宁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南海、新会濒临珠江口,其“新民”在很大程度上当是从海道新来的汉人。如前述冯业率其家族南渡,即留居新会。又同书“宋熙太守”条亦载:“文帝元嘉十八年(441),以交州流寓立昌国、义怀、绥宁、新建四县为宋熙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政府在州内设置了流民督护。东晋的杜慧度、杜弘文父子都是先做流民督护继为交州刺史的。(注:参见《宋书》卷92《杜慧度传》。)鉴于户口严重脱籍的情况,六朝政府也曾进行过清理,《三国志·吴书·孙皓传》就有“科实广州户口”的记载。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居住着汉、俚、僚等民族。一般说来,汉族移民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上其社会经济条件的先进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较落后的土著居民的种种强制,其中当然包括武力的征服,大多聚居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一些的平原地带;而当地土著居民俚人和僚人,则主要分布在三角洲周边丘陵和台地。六朝文献的记载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情况。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据此,俚人约分布在今广西东南部的郁江、浔江及广东西部的西江以南至南海海域的广大地区,高凉郡(今阳江一带)则是其中心。也就是说,珠江海湾以西的三角洲地区有俚人分布。又《宋书·徐豁传》有“中宿县俚民课银”的记载,按中宿县在今清远西北,是则三角洲北部山地亦有俚人分布。僚人的单独记载不多见,史籍常以“俚、僚”并称。如《南齐书·州郡志》载:广州“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南史·夷貊传》亦称:“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这反映了俚人多与僚人杂居的情况。关于汉、俚、僚等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学者已多有述及。(注:参见陈长琦:《汉唐间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六朝珠江三角洲的汉族移民,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定居为目的,或者实际上最终在该地定居的人口迁移,逃避战乱和赋役者多属此类。其数量大,迁移时间、地点较为集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影响较为深远。另一种是临时性的人口迁移,为官和流徙者多属此类。其数量较少,流动的时间、地点分散,一般影响较小。移民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封建官吏、士族豪强,也有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更有广大普通农民和佃客、部曲,还有炼丹道士、流徙罪犯等等,社会阶层相当广泛。这些人对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增加了劳动力,带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传播了先进的文化知识,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了土著诸族进步的历史
二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面积逐渐扩大,为大批汉族移民提供了用武之地,珠江口沿岸地带逐步得到开发。三国时,吴设平夷县于珠江口之西,西晋时更名为新夷。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更置东官郡于珠江口之东。南朝宋另设盆允县于今新会之北,并作为新建新会郡郡治。齐时东官郡徙治怀安,原地改设宝安县。梁时博罗县移至今东江边新址。这一时期众多的墓葬材料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1980-1990年十年间,深圳共发现古墓葬220座,其中属于先秦的3座,汉代主要是东汉的15座,东晋南朝的152座,隋、唐、宋、元各代的21座。(注:参见黄崇岳、文本亨:《深圳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1990年第11期。)东晋分立东官郡,辖六县(合宝安),郡治、宝安县治同设在深圳南头,使这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居住在珠江三角洲的俚人,由于耕作方式的变革及“逃亡入蛮”的汉人影响,“巢居崖处,尽力农事”,使农耕区由冲积平原逐渐扩展到深山腹地及僻远地区。《宋书·徐豁传》载,元嘉初,始兴太守徐豁上表,主张将中宿县俚民课银改为“计丁课米”,可见其已是国家编户之民。《宋书·州郡志》中还记载有因少数民族归化而设立的郡县,如广州新会郡的封乐县,“文帝元嘉十二年(435),以盆允、新夷二县界归化民立”。所谓“归化民”,即指通过招抚与征讨后编入国家户籍的俚、僚等少数民族。编入国家户籍,也就意味着其居住地区的开发。对于编户之外的土著诸族,六朝政权为加强统治,便推行羁縻政策。
为了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六朝政府对珠江三角洲等地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史载其田租及赋税只相当于内地的一半,甚至更少,徭役也很有限。(注:参见《晋书》卷26《食货志》;《宋书》卷97《夷蛮传》。)派至当地的一些官员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如《宋书·徐豁传》载,徐豁不仅在郡界内推行类似屯田的“大田”制度,而且上书宋文帝减轻大田武吏、郡领银民及中宿县俚民所受的剥削。
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生产技术自秦汉以来一直居于岭南前列,从佛山和广州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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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希为、刘磐修二先生在《六朝时期岭南的开发》(注: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曾推断,汉末三国百余年迁徙岭南的人口总数为778,474。但六朝时期,究竟有多少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由于史料缺乏,却很难做出准确回答。当然,我们通过对人口数目的比较,仍可约略地推测出当时汉族移民的规模。西晋太康元年(280),珠江三角洲属广州,跨属于始兴、南海、苍梧、高凉、高兴五郡,其基本范围在四会、新夷、番禺、增城、博罗、中宿、高要、思平、海安九县之内。(注:参见《晋书·地理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因当时人口统计只到郡,今姑以平均数推算各县之人口。据《晋书·地理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算出珠江三角洲户数为3054。又据同书甲表13,知太康元年每户平均人口数为6.57,由此得其总人口数为20,065。到刘宋大明八年(464),珠江三角洲跨属于湘、广二州,南海、高凉、新会、东官、绥建、宋熙六郡,领县约33个,总计有户13,263,口71,705。(注:参见《宋书·州郡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与前者相比,增户10,209,口51,640。据王育民先生研究,西晋太康初相当于刘宋统治地域的各州郡国,有户1,331,305,刘宋仅及其67.7%。(注:参见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而在珠江三角洲,刘宋时的户数却为西晋的434.3%,即增长了三倍多。从珠江三角洲主要所在的广州来看,西晋太康元年有户43,140,刘宋大明八年为49,726,只增长了15.2%。(注: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甲表17。)由此可见,珠江三角洲的户口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其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另外,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来看,西晋太康元年为1.23‰,隋大业五年(609)为2.89‰,历经320多年,比重提高了一倍多。(注:参见《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甲表22。)这也表明了珠江三角洲人口不断增长的大趋势。
地方行政机构的增置,是六朝政权开发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措施,同时也反映出该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因为中国古代的郡县设置,人口数亦是其基本依据之一。东汉时期,珠江三角洲隶交州刺史部,跨属于南海、苍梧二郡,中宿、四会、番禺、增城、博罗、高要六县。三国吴时所跨属州、郡、县数目分别为1、3、8;东晋、宋、齐、梁、陈均跨属于二州六郡,其中东晋、宋、齐所跨属县数已分别达到10、33和34。(注:吴、梁、陈,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四册;东晋,据《晋书·地理志》;宋,据《宋书·州郡志》;齐,据《南齐书·州郡志》。)由此可以看出,汉末吴初、晋宋之际乃是汉人迁入的重要时期。梁陈之际虽然县数缺载,但我们从大量的事例中已获得了其作为汉族移居高潮的信息。其中很多地方行政机构,即为安置流民而设。《宋书·州郡志》“广州新会太守”条载:“文帝元嘉九年(432),割南海、新会、新宁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南海、新会濒临珠江口,其“新民”在很大程度上当是从海道新来的汉人。如前述冯业率其家族南渡,即留居新会。又同书“宋熙太守”条亦载:“文帝元嘉十八年(441),以交州流寓立昌国、义怀、绥宁、新建四县为宋熙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政府在州内设置了流民督护。东晋的杜慧度、杜弘文父子都是先做流民督护继为交州刺史的。(注:参见《宋书》卷92《杜慧度传》。)鉴于户口严重脱籍的情况,六朝政府也曾进行过清理,《三国志·吴书·孙皓传》就有“科实广州户口”的记载。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居住着汉、俚、僚等民族。一般说来,汉族移民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上其社会经济条件的先进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较落后的土著居民的种种强制,其中当然包括武力的征服,大多聚居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一些的平原地带;而当地土著居民俚人和僚人,则主要分布在三角洲周边丘陵和台地。六朝文献的记载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情况。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据此,俚人约分布在今广西东南部的郁江、浔江及广东西部的西江以南至南海海域的广大地区,高凉郡(今阳江一带)则是其中心。也就是说,珠江海湾以西的三角洲地区有俚人分布。又《宋书·徐豁传》有“中宿县俚民课银”的记载,按中宿县在今清远西北,是则三角洲北部山地亦有俚人分布。僚人的单独记载不多见,史籍常以“俚、僚”并称。如《南齐书·州郡志》载:广州“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南史·夷貊传》亦称:“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这反映了俚人多与僚人杂居的情况。关于汉、俚、僚等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学者已多有述及。(注:参见陈长琦:《汉唐间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六朝珠江三角洲的汉族移民,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定居为目的,或者实际上最终在该地定居的人口迁移,逃避战乱和赋役者多属此类。其数量大,迁移时间、地点较为集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影响较为深远。另一种是临时性的人口迁移,为官和流徙者多属此类。其数量较少,流动的时间、地点分散,一般影响较小。移民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封建官吏、士族豪强,也有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更有广大普通农民和佃客、部曲,还有炼丹道士、流徙罪犯等等,社会阶层相当广泛。这些人对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增加了劳动力,带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传播了先进的文化知识,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了土著诸族进步的历史
过程。
二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面积逐渐扩大,为大批汉族移民提供了用武之地,珠江口沿岸地带逐步得到开发。三国时,吴设平夷县于珠江口之西,西晋时更名为新夷。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更置东官郡于珠江口之东。南朝宋另设盆允县于今新会之北,并作为新建新会郡郡治。齐时东官郡徙治怀安,原地改设宝安县。梁时博罗县移至今东江边新址。这一时期众多的墓葬材料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1980-1990年十年间,深圳共发现古墓葬220座,其中属于先秦的3座,汉代主要是东汉的15座,东晋南朝的152座,隋、唐、宋、元各代的21座。(注:参见黄崇岳、文本亨:《深圳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1990年第11期。)东晋分立东官郡,辖六县(合宝安),郡治、宝安县治同设在深圳南头,使这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居住在珠江三角洲的俚人,由于耕作方式的变革及“逃亡入蛮”的汉人影响,“巢居崖处,尽力农事”,使农耕区由冲积平原逐渐扩展到深山腹地及僻远地区。《宋书·徐豁传》载,元嘉初,始兴太守徐豁上表,主张将中宿县俚民课银改为“计丁课米”,可见其已是国家编户之民。《宋书·州郡志》中还记载有因少数民族归化而设立的郡县,如广州新会郡的封乐县,“文帝元嘉十二年(435),以盆允、新夷二县界归化民立”。所谓“归化民”,即指通过招抚与征讨后编入国家户籍的俚、僚等少数民族。编入国家户籍,也就意味着其居住地区的开发。对于编户之外的土著诸族,六朝政权为加强统治,便推行羁縻政策。
为了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六朝政府对珠江三角洲等地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史载其田租及赋税只相当于内地的一半,甚至更少,徭役也很有限。(注:参见《晋书》卷26《食货志》;《宋书》卷97《夷蛮传》。)派至当地的一些官员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如《宋书·徐豁传》载,徐豁不仅在郡界内推行类似屯田的“大田”制度,而且上书宋文帝减轻大田武吏、郡领银民及中宿县俚民所受的剥削。
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生产技术自秦汉以来一直居于岭南前列,从佛山和广州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