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

已经相当平整。（注：参见《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故推测其已用耙来平整稻田，农业生产进入精耕细作阶段。196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广东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墓发现的陶水田犁耙模型可以为其佐证。（注：参见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晋人郭义恭《广志》介绍了南方在稻田种植苕草作为绿肥的情况，这比秦汉时期利用人蓄粪肥和野生绿肥有了进步。早在汉代，珠江三角洲等地已有籼稻、粳稻等品种。从六朝文献来看，又增加了糯稻。《南方草木状》（注：旧题（晋）嵇含撰。此书传本自清末以来有真伪之争，至今尚无定论。）即有以草曲“合糯为酒”的记载。《初学记》卷27引葛洪《抱朴子》曰：“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所谓“九熟之稻”，乃是指不同品种在不同时间内收获，而非一年九作。又引《广志》称，有虎掌稻、紫芒稻等多个品种，其耕作制度是一年三熟：“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
　　上述条件大大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三国吴时，苍梧、南海一带，“风气绝患，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注：《三国志》卷61《陆胤传》。）《水经·温水注》称其地“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梁末，陈霸先从始兴出兵北上讨侯景，曾预筹军粮50万石。（注：参见《陈书》卷1《高祖本纪上》。）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据《隋书·食货志》载，聚居140万人口的梁都建康，城内七大官仓贮粮总数也不过50万石。其后，陈霸先又以陈拟、胡颖等留守岭南，“共知后事，并应按军粮”。（注：《陈书》卷15《陈拟传》。）作为岭南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必定对此有重大贡献。
　　就经济作物而言，虽然其中有些品种早已被岭南百姓开发出来，但其在珠江三角洲得到推广普及当在六朝时期。因为六朝文献中对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区域已有相当明细的记载，这一方面与当时人口发展及由此引起的行政机构的增置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经济作物对于当地百姓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些地区经济开发的特色。试举几例：吴人朱应《扶南异物志》云：“南海郡多荔支。”（注：转引自（清）吴应逵：《岭南荔支谱》。）江南洲，在番禺境内，沈怀远《南越志》载：“江南洲周回九十里，东有荔支洲，上有荔支，冬夏不凋。”（注：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广州南海县”条。）顾微《广州记》云：“荔支精者核如鸡舌香，甘美多汁。”可见当时已培育出许多优良荔枝品种。香蕉被列为今广东四大水果之一，其最集中的产地乃是珠江三角洲，六朝时可能已经大面积种植。《齐民要术》卷10引《南方异物志》曰：“甘蕉……一种子大如拇指，长而锐，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种子大如鸡卵，有似牛乳，味微减羊角蕉；一种蕉大如藕，长六七寸，形正方，名‘方蕉’，少甘，味最弱。”珠江三角洲所产甘蔗也比较有名。南朝齐梁间陶弘景所撰《名医别录》载：“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特产还有五敛子、人面子等水果；榕、水松、越王竹等林木；ｊǔ＠⑤酱、绰菜等菜蔬；ｋē＠⑥藤、留求子、蕙草等药物。所有这些，无疑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举凡造船、纺织、制瓷、食品加工诸业，与前代相比，均有一定发展。
　　吴主孙权很注意发展造船业。番禺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船上的水手，也大多出自该地。左思《吴都赋》所谓“篙工楫师，选自闽、禺”是也。黄武五年(226)，交州刺史吕岱“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注：《三国志》卷60《吕岱传》。）征讨交趾太守士徽，足见当时造船势力雄厚。晋末卢循自广州北伐建康时，“遣徐道覆逾岭至南康，装舰十二，艟楼十余丈”。（注：《太平广记》卷295引（梁）任ｆǎｎｇ＠⑦《述异记》。）这种单舰起楼的技术，比西晋伐吴时“大船连舫”，“以木为城，起楼橹”（注：《晋书》卷42《王ｊùｎ＠⑧传》。）的水平，又进了一步。
　　六朝时珠江三角洲一带以葛、麻、蚕丝等为原料的纺织业均有所发展。吴时，董督南海、交趾等七郡的交趾太守士燮，献给孙权“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注：《三国志》卷49《士燮传》。）其中一部分细葛可能来自珠江三角洲。《南史·宋武帝纪》载：“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武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这种简细布是以苎麻细纱织成，长达八丈的一匹布，可以竹筒盛之，足见其精致。最早明确记载珠江三角洲植桑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①水注》，说是吴时交州刺史步骘到南海，观尉佗旧治处，“高则桑土，下则沃衍”。另外，在1988年4月清理的深圳宝安南朝墓等一些墓葬中，曾发现过随葬的滑石蚕。（注：参见深圳市博物馆：《广东深圳宝安南朝墓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有了桑蚕，可能与此相联系的蚕丝纺织业也已出现。
　　珠江三角洲的六朝墓葬，无论随葬品多少，均有陶瓷器出土，反映了陶瓷器

生产的普及。20世纪50年代清理的广州沙河狮子岗晋墓，（注：参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沙河镇狮子岗晋墓》，《考古》1961年第5期。）1981年清理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注：参见广州市文管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9期。）均出土了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釉层青里透明、火候高、色泽好的青瓷器。其种类以日常生活用品居多，如鸡首壶、罐、碗、碟、杯、钵、果盒、勺、盂、唾壶、灯等。20世纪30年代，广州西村、增步等地还曾发现过六朝窑址。（注：参见李景康：《石湾陶业考》，《广东文物》卷10。）
　　就食品加工业而言，主要有制糖和酿酒。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的蔗糖制造始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之间的某一个时代，至少在后魏以前。”（注：季羡林：《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前引陶弘景《名医别录》言广州产甘蔗之后，便有“取汁为砂糖，甚益人”之语。《齐民要术》卷10引《异物志》曰：“甘蔗……迮（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砖棋，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以曝晒法制蔗糖，应该说是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的创造。至于酿酒，《南方草木状》载：“南海郡多美酒，不用曲蘖，但杵米粉，杂以众草叶、冶葛汁涤溲之，大如卵，置蓬篙中荫蔽之，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这是南方特有的一种制曲法。此外，珠江三角洲在六朝时曾是产盐区，珠江口东边有盐场。裴渊《广州记》曰：“东官郡煮盐，织竹为釜，以牡蛎屑泥之。烧用七夕一易。”（注：转引自（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三
　　就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开发而言，人口数目的增加，郡县的设置，城镇的兴建与商贸的繁荣，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六朝时期，尽管珠江三角洲新设置的郡县不少，但关于城镇建设的史料却不多，仅以广州城的建设为例说明之。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骘迁交州治番禺，始筑立城廓。（注：参见《水经·＠①水注》。）三年以后，东汉亡。六朝时广州城虽未见扩展，但建设有之，且日益繁荣兴盛。《宋书·孙处传》载，孙处从海道袭广州时，“城池甚固”。吴时，陆胤凿甘溪引水入城北，《三国志·吴书·陆胤传》称：“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蓄水，民得甘食。”至于广州的城市人口，六朝均无明确记载。《晋书·吴隐之传》载，卢循攻广州时，“逾城放火，焚烧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城遂陷”。可见其时人口不少。
　　六朝珠江三角洲与中原和江南等地的交通路线，就陆路而言，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过韶关、南雄，越大庾岭到江西南康的道路；一条是过阳山、连县，越骑田岭到湖南郴州的道路。由于六朝都建康（今南京），故陆路交通线由建康到广州自然以五岭东端的大庾岭最为直接。重大的军事行动，朝廷官员的赴任替代，商贸的往来以及汉人的迁入等，多由此道。荆州是六朝另一经济政治中心，与广州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地处要冲的骑田岭路乃是联系荆、广两地的直接通道，其地位仅次于大庾岭路。海路交通更为方便，从珠江海湾出发的船只，可以抵达中国沿海任何一个港口，其中与闽、浙港口的往来最为频繁。循海路南迁的汉人，多沿江、淮至长江下游，经陆、水两路抵达闽、浙港口，再取道去珠江三角洲等地。珠江三角洲内部的水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