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

交通，由于西江、北江和东江三大珠江支流在境内交汇，河道纵横，更是四通八达，无须赘述。
　　珠江三角洲至迟在南越王时代已有海外贸易存在了，番禺作为当时我国史书记载中唯一的港口城市，获得了一定发展。但自汉武帝平南越，设交趾刺史部统辖岭南诸郡后，交趾的龙编等港口的发展便日益超过番禺了。《旧唐书·地理志》载：“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进入六朝，广州港再度崛起，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究其原因，一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贸市场的变迁，珠江三角洲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并且奠定了物质基础。孙权时交州州治从苍梧广信迁至番禺，使岭南政治中心逐渐东移。交、广二州的分立，实际上加强了广州的地位，士家大族的南渡和六朝定都建康等，引起了全国外贸市场的转移，即进口商品较多或大部在江南一带倾销，就是北方所需要的舶来品，亦多从南方进口。这样一来，进口的物资如由交趾登陆，其内运路线要比由广州登陆长得多，所以外商便自然地以广州为碇泊地点了。很显然，珠江三角洲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在此发挥了积极作用。六朝时，广袤的中原大地是多种政治力量纷争的舞台，黄河流域胡马奋蹄，江淮两岸战鼓频传，唯有珠江流域保持着一分难得的宁静。20世纪50年代初，广州西郊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的铭刻，广州南郊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及“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等铭刻，（注：参见麦英豪、黎金：《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导》，《文物考古资料》1955年第3期。）这其中虽然不无粉饰的成分，但由于珠江三角洲相对兵燹较少，某个时期的“平且康”的局面，还是有其历史根据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不仅吸引了大批汉族移民，而且有利于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二是六朝时期国际航运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航海技术方面，均有很大提高，船舶可以选择较为快捷的路线直航广州。据史书记载，当时航行在南海中的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注：《太平御览》卷769引（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也反映，当时广州与爪哇之间已有定期的船舶往来，船可载200余人，存50日粮食，在正常情况下，只需50日即可抵达。这为广州海外贸易新局面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六朝广州港市的繁荣局面，史书中多有描绘。《晋书·吴隐之传》云：“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宋书·夷蛮传》载，广州“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ｒèｎ＠⑨积王府。”又同书《州郡志》称：交、广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梁书·王僧孺传》也载：广州“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广州的海外贸易给六朝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所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注：《梁书》卷33《王僧孺传》。）“半价就市”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关税征收形式。六朝币制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因货币减重而使物价不稳，百姓常以谷、帛代替钱币。《隋书·食货志》即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以金、银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因为波斯等外国人是使用金、银货币的。此外，在广州西郊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有“永嘉七年(313)癸酉，皆宜价市”的铭文，（注：参见麦英豪、黎金：《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导》，《文物考古资料》1955年第3期。）这种商贾意识很浓的铭文，在别处很少见到，正是当时广州港市繁荣局面的直接体现。
　　六朝时期，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先后与我国友好交往，既主动表示尊奉的诚意，又贡献本地特产。六朝政权均厚加赏赐，并遣

使致意。据不完全统计，六朝时通过广州口岸前来向中国贡献的有大秦、天竺、占婆、扶南、师子国等12国共97次。（注：参见邓端本：《广州外贸渊源及早期发展》，《学术研究》1987年第2期。）贡献和回赐实际上也是贸易的一种形式，但更多的乃是商贾之间的海上往来。《梁书·诸夷传》称：“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作为当时国内最大外贸港市的广州，自然是这种联系的主要承担者。史载六朝时前来广州与我国通商的国家计有大秦、天竺、师子国、ｊì＠⑩宾、占婆、扶南、金邻、顿逊、狼牙修、盘盘、丹丹、诃罗单、干陀利及婆利等十余国。（注：参见《晋书》卷97《南蛮传》、《宋书》卷97《夷蛮传》、《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梁书》卷54《诸夷传》、《南史》卷78、79《夷貊传》。）
　　在较为频繁的对外往来中，我国的丝织品、陶瓷器等源源不断地通过广州口岸输往海外，外国的土特产品也大量传入我国。今仅择其中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大者，略述一二。古贝，又称“吉贝”，出自马来语之kapas或karapasa,（注：参见李思纯：《学海片鳞录》，《文史》第三辑。）即指棉花。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在谈到棉花、棉布时指出：“五色斑布，以（似）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从现存文献考察，后代成为人们主要衣着原料的棉布，最迟在南北朝时已通过南海航路由广州输入中国。如《宋书·夷蛮传》载诃罗单国所献“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梁书·诸夷传》载丹丹国、婆利国、中天竺国所献“古贝”等，均可为证。苏合、郁金等香料约在东汉时输入中国，（注：参见陈连庆：《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六朝时已成为家喻户晓之物，并且绝大部分由海路输入。《梁书·中天竺国传》载：“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榨其汁以为香膏，乃卖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ｊì＠⑩宾国……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它国也。”这一时期，香料的使用已颇为广泛，或用以熏衣物被褥，或装入香囊随身佩带，或用以礼佛，或用以殉葬等。
　　六朝时，通过广州往来南海的僧人大为增加，比较著名的有昙摩耶舍、（注：参见（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拘那罗佗、（注：参见（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昙无竭（注：参见（晋）释法显：《神僧传》卷。）等。这不仅有其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而且促进了中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现在广州城还留存的光孝、华林、六榕等佛寺，均创建于六朝，而且都位于当时广州城的西郊，靠近珠江的水岸线，正表明了中外僧人大多从广州上岸的历史状况。僧人往来南海者增多，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因为僧人往来南海，多搭乘商人的海舶。法显归国途中，多次换乘的均为商船，即是一例。甚至有个别商人参与到商贸活动中来，如《南齐书·东南夷传》载，刘宋时，天竺僧人那伽仙从广州乘船到扶南，便带有私货进行贩卖。
　　总的来看，六朝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个部类不尽相同。农业经济的发展已几乎与中原和江东并驾并驱。其所采用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当时均属先进的，水稻生产已由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转变，农用耕作面积与稻谷产量也有所增加，富有亚热带特色的各种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粮食生产。手工业方面，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中原和江东相比有一定差距，特别是纺织业和陶瓷生产在技术上还有所欠缺。但持续发展并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的造船业，因地制宜的食品加工业等，无不使人感到其手工生产的创造伟力与勃勃生机。对外贸易方面，珠江三角洲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全国遥遥领先。由广州港进出口的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国内市场，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总之，珠江三角洲作为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在六朝时已经粗具规模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恳去心
　　  ＠②原字危加页
　　  ＠③原字奚加谷
　　  ＠④原字韬的繁体
　　  ＠⑤原字艹下加（立右加句）
　　&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