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未来命运在于如何共享繁荣

出，1997年时的问题现在仍然是问题，准备进行的改革也仍然在准备，国有银行的改革被大大延误了，它们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
　　为什么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这么难？其一，通过国有银行集中金融资源，以高度计划化的方式进行配置迄今无退潮的迹象，银行资金被作为准财政资金使用的巨大惯性，使得人们认为对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将直接导致政府对资金直接调配能力的下降；其二，当初国有银行业改革的推进者，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对象，因此“罗素悖论”再度浮现：谁为理发师来理发？谁能企望既存国有银行体制的最大收益者去触动和推进可能弱化其权力和收益的改革？如果不对银行业进行改革，那么所有的改革成果就会面临骤然间被危机洗掠得面目全非的可能；不正视问题的姿态并不意味着问题可以不存在。
　　就目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而言，最紧迫者在三点：一是转变以官本位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银行内部党政企分开，使银行具备可能形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上壤；二是吸收外部注资，这种外部注资既可以来源于民间也可来源于外资；三是强化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使得银行的操作风险尽可能地降低。中国银行业经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到了不能靠小修小补就能对付，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直接牵系到中国经济能否享有长久的繁荣。
　　顺带需要说明的是，传说日盛的银监会并非必然需要成立并且成立之后就可以必然奏效的方案。其一，根据中央银行法，中央银行具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金融监管的双重职能，因此要设独立于央行的银监会，需先修改法律。其二，理论上央行并不存在所谓执行货币和实施金融监管的“角色冲突”的问题，目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论调，关键在于央行的独立性不足，货币政策的制定权不在央行，一旦货币政策的基调被定为扩张、收缩或稳健，金融监管就沦落为配合这样的货币政策的婢女，例如一说房地产有泡沫，就可能出现以监管为名干预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和消费的金融支持。在央行的独立性问题得不到比较好的解决之前，即使有银监会也不会给金融监管带来突飞猛进的改观。证监会就是先例，中美证监会就机构设置是相仿的，但效能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美国SEC有监管中最为重要的惩罚权。其三，实践上并不存在央行和金融监管必须分离，并且一分离就可以改善金融监管的充足的经验分析。目前之所以变得呼之欲出，那无非是本来具有某种金融业干部监督权的上层，和资历深厚的国有银行干部的下层，共同希望谋得一个对自身而言更宽广的发展舞台。这也反映出近年来改革名实如何相副的问题，农民可以失业，工人可以下岗，对于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的某些金融管理机构，为什么不能整体撤掉？
　　回顾改革开放的20多年和刚刚过去的2002年，我仍然深刻地觉得，经济体制改革要能深入下去，就必须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共享繁荣，从改革中切实地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否则改革就不可能获得深厚的民意基础。此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文明的配合。

《改革的未来命运在于如何共享繁荣(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