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
层较高者婚前的感情基础较好,平时为经济或家务等发生冲突的概率较低,继而有利于婚姻质量的提高,但他们对爱情的期望也较高,观念较开化,再婚机会也更多,故在发生感情危机时会更多地考虑中止婚姻关系。4.婚姻延续时间越长、子女越多,离婚成本越高,夫妻分手可能越小。但由于这两个变量还会通过影响婚姻质量而减少婚姻稳定,故实际上结婚年数和孩子数对婚姻稳定的作用将弱化。5.择偶时注重般配、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双方一致性较强的夫妻更容易协调适应和增加凝聚力,继而也明显有利于婚姻的稳定性。6.配偶替代意识及机会与当事人的离异意向呈正相关。
二、资料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资料来自《中国婚姻质量研究》项目。该研究共调查了居住在上海、哈尔滨两城市和广东、甘肃两农村的6033个已婚男女(注:抽样方法和样本特征参见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所要分析的因变量是被访者对婚姻稳定性的自我评价。前人的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测量来反映这种主观感知。一是使用一个两分的变量表示被访者的婚姻是否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了危机,1表示有问题的婚姻,0代表平安无事的夫妻关系(Sabatelli,1988),另一种测量是离婚意向,它主要取决于被调查者对自己离婚可能性的估计排序(Webster et al.,1995)。我们将使用第二种测量方法,即用被访者离异意向的频率来测量其婚姻的稳定程度。考虑到婚姻是一个整体,其稳定性也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自我感受和离异意向。因此,在入户访谈中,我们既询问被访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您是否有过离婚的念头”(1.经常有离婚的念头,2.有时有,3.偶尔有,4.从无),同时还收集了“您认为配偶是否会提出与您分手”的资料(1.肯定会,2.也许会,3.难说,4.不大可能,5.肯定不会)。考虑到被访者一般不会夸大自己的离异意向,我们以更坦率地承认有离异意向或认为对方会提出离婚一方的回答为准,然后将当事人的离异意向和对配偶离异意向的估计值相加并把它视作连续变量(最低为2分,最高为9分),估计值越高,表明当事人的婚姻越稳定。
对前述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我们分别作如下处理和测量:
1.婚姻质量。《中国婚姻质量研究》课题设计的“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是一个包括6个子量表31个指标在内的测量框架。我们借助于因子分析法把它们复合成一个多维侧面来反映被访夫妻的婚姻质量。为了尽量减少夫妻双方在估计婚姻质量时由于各自的感受、评价或理解的不一可能产生的偏差,对于夫妻回答不一的资料,我们都按打分低的一方为依据作技术处理,把夫妻视作一个共同体进行研究。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31个指标被有规律地聚合为“夫妻关系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双方内聚力”、“婚姻生活情趣”和“夫妻调适结果”6个侧面。我们以每个因子解释方差的比重为权数,将6个因子加总为单一的复合系数来表示其婚姻质量水平。整个测量的可信度为0.93(参见徐安琪、叶文振,1999)。
2.成本变量。离婚成本由孩子数和结婚年数2个变量代表,均为连续变量。但由于这2个变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67,考虑到以往的一些研究曾显示,结婚年数与婚姻质量呈"U"字型曲线相关,因此,我们将不纳入结婚年数变量,以排除这2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对回归模型统计估计的影响。
3.婚前因素。我们用3个指标作测量,包括初婚年龄、有无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前的感情基础。其中初婚年龄是连续变量,婚前性经验为虚拟变量(1表明婚前有过性行为,0为没有)。婚前的感情基础由“恋爱时间”、“择偶时对未婚夫/妻的满意度”、“对未婚夫/妻优点或缺点的了解程度”和“婚前的感情深度”5个连续变量用因子分析法简化复合而成,信度为0.77。
4.夫妻异质性。夫妻年龄差的数值越大表示丈夫比妻子大得多;双方般配程度也是连续变量,主要是将被访者当初恋爱或结婚时“对双方是否般配的考虑程度”(1为未考虑,2为考虑,3为非常注重)和家人对此的考虑程度相加(最低为2,最高为6);双方一致性变量是用因子分析法把反映双方“兴趣爱好”、“思想观念”、“性格脾气”、“生活习惯”及“消费意向和习惯”是否一致(1分为非常一致,5分为很不一致)的5个变量复合而成,测量信度为0.75。
5.双方互动模式。“谁承担更多家务”为连续变量,1~5分别表示从丈夫为主到妻子为主,“丈夫拥有家庭实权”为虚拟变量,0为否,1为是;“冲突处理模式”也是虚拟变量,1表示双方各不相让,0为总有一方主动让步。
6.婚姻替代。婚姻替代变量分别是当事人的婚姻替代意识和婚姻替代机会,前者为虚拟变量,1和0分别代表是否认同“和别的异性结婚会比现在更幸福”;后者即“有多大的可能找到替代现有配偶的更好对象”被视作连续变量,1至5表示从“肯定找不到”到“肯定能找到”。
7.控制变量。主要是被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受教育年数、职业以及年收入3个变量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由于这3个变量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尤其是受教育年数、职业层次的相关系数高达0.66,而且我们认为个人的社会阶层是一个反映教育、职业素质和经济收入多因素的复合指标,故以因子分析法将这3个变量合成为“个人资源”新因子,其信度为0.66;并用同样的方法把“夫妻受教育年数差”(夫—妻)、“夫妻职业阶层差”(夫—妻)和“丈夫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的比重”3个变量复合成“夫妻的相对资源差”新因子,信度为0.42。
我们采用路径分析方法来估计婚姻质量在解释模型中的作用,最后计算结果将包括所有的解释变量对离婚意向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系数,借此说明各解释变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方向、程度及影响机制。同时,我们还对总样本分城乡作估计,以便进行城乡比较。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描述不同群体自述的离异意向。如把夫妻作为一个整体并对回答不一的数据取低处理和将双方的离异意向加总后,合成分值最高的9分即在过去一年中双方均无离异念头的占65.6%。当然,一方或双方都有离异意
由于上述单因素与被访者离异意向之间可能存在着虚假相关,因此,我们将通过控制其他因素并以路径分析的方法来估计所选取变量对夫妇离异意向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分析结果首先支持了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即婚姻质量越高,其稳定性也就越大,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所有解释变量中,婚姻质量合成分数值与样本夫妇的离异意向呈最大正相关,回归系数高达0.310,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见表1)。这一结果表明,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婚姻稳定性的模型必须把婚姻质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自变量。
表1 离婚意向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结果(全部样本)
初始变量 婚姻质量 离婚意向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总影响
个人绝对资源(复合) .035* -.034* .011 -.023
子女数 -.035** .123*** -.011 .112
结婚年龄 -.051*** .039** -.016 .023
婚前性关系(1为有) -.066*** -.100*** -.020 .120
婚前 《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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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资料来自《中国婚姻质量研究》项目。该研究共调查了居住在上海、哈尔滨两城市和广东、甘肃两农村的6033个已婚男女(注:抽样方法和样本特征参见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所要分析的因变量是被访者对婚姻稳定性的自我评价。前人的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测量来反映这种主观感知。一是使用一个两分的变量表示被访者的婚姻是否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了危机,1表示有问题的婚姻,0代表平安无事的夫妻关系(Sabatelli,1988),另一种测量是离婚意向,它主要取决于被调查者对自己离婚可能性的估计排序(Webster et al.,1995)。我们将使用第二种测量方法,即用被访者离异意向的频率来测量其婚姻的稳定程度。考虑到婚姻是一个整体,其稳定性也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自我感受和离异意向。因此,在入户访谈中,我们既询问被访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您是否有过离婚的念头”(1.经常有离婚的念头,2.有时有,3.偶尔有,4.从无),同时还收集了“您认为配偶是否会提出与您分手”的资料(1.肯定会,2.也许会,3.难说,4.不大可能,5.肯定不会)。考虑到被访者一般不会夸大自己的离异意向,我们以更坦率地承认有离异意向或认为对方会提出离婚一方的回答为准,然后将当事人的离异意向和对配偶离异意向的估计值相加并把它视作连续变量(最低为2分,最高为9分),估计值越高,表明当事人的婚姻越稳定。
对前述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我们分别作如下处理和测量:
1.婚姻质量。《中国婚姻质量研究》课题设计的“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是一个包括6个子量表31个指标在内的测量框架。我们借助于因子分析法把它们复合成一个多维侧面来反映被访夫妻的婚姻质量。为了尽量减少夫妻双方在估计婚姻质量时由于各自的感受、评价或理解的不一可能产生的偏差,对于夫妻回答不一的资料,我们都按打分低的一方为依据作技术处理,把夫妻视作一个共同体进行研究。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31个指标被有规律地聚合为“夫妻关系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双方内聚力”、“婚姻生活情趣”和“夫妻调适结果”6个侧面。我们以每个因子解释方差的比重为权数,将6个因子加总为单一的复合系数来表示其婚姻质量水平。整个测量的可信度为0.93(参见徐安琪、叶文振,1999)。
2.成本变量。离婚成本由孩子数和结婚年数2个变量代表,均为连续变量。但由于这2个变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67,考虑到以往的一些研究曾显示,结婚年数与婚姻质量呈"U"字型曲线相关,因此,我们将不纳入结婚年数变量,以排除这2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对回归模型统计估计的影响。
3.婚前因素。我们用3个指标作测量,包括初婚年龄、有无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前的感情基础。其中初婚年龄是连续变量,婚前性经验为虚拟变量(1表明婚前有过性行为,0为没有)。婚前的感情基础由“恋爱时间”、“择偶时对未婚夫/妻的满意度”、“对未婚夫/妻优点或缺点的了解程度”和“婚前的感情深度”5个连续变量用因子分析法简化复合而成,信度为0.77。
4.夫妻异质性。夫妻年龄差的数值越大表示丈夫比妻子大得多;双方般配程度也是连续变量,主要是将被访者当初恋爱或结婚时“对双方是否般配的考虑程度”(1为未考虑,2为考虑,3为非常注重)和家人对此的考虑程度相加(最低为2,最高为6);双方一致性变量是用因子分析法把反映双方“兴趣爱好”、“思想观念”、“性格脾气”、“生活习惯”及“消费意向和习惯”是否一致(1分为非常一致,5分为很不一致)的5个变量复合而成,测量信度为0.75。
5.双方互动模式。“谁承担更多家务”为连续变量,1~5分别表示从丈夫为主到妻子为主,“丈夫拥有家庭实权”为虚拟变量,0为否,1为是;“冲突处理模式”也是虚拟变量,1表示双方各不相让,0为总有一方主动让步。
6.婚姻替代。婚姻替代变量分别是当事人的婚姻替代意识和婚姻替代机会,前者为虚拟变量,1和0分别代表是否认同“和别的异性结婚会比现在更幸福”;后者即“有多大的可能找到替代现有配偶的更好对象”被视作连续变量,1至5表示从“肯定找不到”到“肯定能找到”。
7.控制变量。主要是被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受教育年数、职业以及年收入3个变量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由于这3个变量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尤其是受教育年数、职业层次的相关系数高达0.66,而且我们认为个人的社会阶层是一个反映教育、职业素质和经济收入多因素的复合指标,故以因子分析法将这3个变量合成为“个人资源”新因子,其信度为0.66;并用同样的方法把“夫妻受教育年数差”(夫—妻)、“夫妻职业阶层差”(夫—妻)和“丈夫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的比重”3个变量复合成“夫妻的相对资源差”新因子,信度为0.42。
我们采用路径分析方法来估计婚姻质量在解释模型中的作用,最后计算结果将包括所有的解释变量对离婚意向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系数,借此说明各解释变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方向、程度及影响机制。同时,我们还对总样本分城乡作估计,以便进行城乡比较。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描述不同群体自述的离异意向。如把夫妻作为一个整体并对回答不一的数据取低处理和将双方的离异意向加总后,合成分值最高的9分即在过去一年中双方均无离异念头的占65.6%。当然,一方或双方都有离异意
向的并不多,得分在2~6分的仅为5.8%,7分占8.5%,8分为20.1%,表明中国婚姻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与农村相比,城市曾有过离婚意向的夫妇比例约高出13.3个百分点;与有1个孩子的相比,多子女无疑会减少夫妻的离婚念头,但无子女的样本与有1个孩子的相比未显示出离婚念头更少的倾向;发生冲突时双方各不相让者有分手意向的高于善于妥协夫妇的近20%;认同和别的异性再婚会更幸福者,经常有离婚念头的是无配偶替代意识者的4倍强;而每4个认为自己肯定能找到比配偶更好的异性者,就有1个经常产生逃离婚姻围城的想法,而再婚前景渺茫者有离婚意向的极少。
由于上述单因素与被访者离异意向之间可能存在着虚假相关,因此,我们将通过控制其他因素并以路径分析的方法来估计所选取变量对夫妇离异意向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分析结果首先支持了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即婚姻质量越高,其稳定性也就越大,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所有解释变量中,婚姻质量合成分数值与样本夫妇的离异意向呈最大正相关,回归系数高达0.310,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见表1)。这一结果表明,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婚姻稳定性的模型必须把婚姻质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自变量。
表1 离婚意向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结果(全部样本)
初始变量 婚姻质量 离婚意向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总影响
个人绝对资源(复合) .035* -.034* .011 -.023
子女数 -.035** .123*** -.011 .112
结婚年龄 -.051*** .039** -.016 .023
婚前性关系(1为有) -.066*** -.100*** -.020 .120
婚前 《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