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
nbsp; Policy,Summer 2000.)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意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
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们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2年新年贺辞”，《人民日报》，2002年1月1日。)“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注：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对此更为具体的阐释是下面这段话：“从总体上看，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注：“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7日。)这种定位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发展大战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后的一种高度概括，既是对国内主流意见的反映，也适应着中国“利用战略机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不过，上述提法更多是对时代性质、内容或主题的说明，是一个具有跨越几十年意义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判断，而不仅仅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对特定时代的界定。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正好跨越所谓“后冷战时代”，因此克林顿的内外政策明显带有某种过渡性质。但是，随着北约东扩、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美与中俄关系逐步改善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工程”的初步完结，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的迫近，克林顿政府也开始思考如何给所谓“新时代”定性的问题。结果，克林顿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注：Samuel Berger,“Diplomacy in Globalization Ag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0.)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管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二、美国人头脑中的“后后冷战时代”
新世纪初，国际政治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新面貌。一方面，中、俄、欧(盟)等主张多极化的主要政治力量全力追求双赢、多赢的大国关系，为新世纪的开局创造出一派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俄、美两个冷战对手在世纪初年分别更换了最高领导人，俄罗斯由更具新世纪眼光的普京取代带有冷战色彩的叶利钦，美国则由标榜新保守主义、具冷战意识的布什取代新自由主义者克林顿。新人新政给全球政治带来新的面貌，预示着一个国际政治新时代已然到来。“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则成为新旧时代的转折点。
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布什新政府，显然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个新时代，即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根据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注：Richard N.Haass,“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
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意思是世界(美国眼里的世界)已进入一个不同于“后冷战时代”的新时代。其“新”处有三：
(1)“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事件’撼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安，现在这种过渡期有可能告一段落。”(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美国关于“传统威胁”(潜在大国的挑战)与“非传统威胁”孰轻孰重的辩论因世贸大厦的轰然坍塌而暂时告一段落，以恐怖主义为标志的“非传统威胁”(布什称其为“新极权主义威胁”)很明确地摆在了威胁的首位。另一方面，美俄关系经过冷战后十年的相互磨合，在“9·11”后基本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与稳定化。尽管这一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已经开始，但那时的两国关系更多以起伏不定、相互猜疑为特征。今天，俄罗斯正式成为西方八国集团的平等成员，与北约的关系实现了由“19 + 1”到“20”的转变，美俄在导弹防御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也展开合作，表明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应该是超越了先前的“不确定性”的。显然，美俄关系的这种变化将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
(2)美国的安全观和战略观发生了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根本性变化。尽管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9·11”无法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人们会记住它，但它不会真正改变历史进程”，(注：“A Date With History”,Newsweek,September 9,2002.)但多数人认为“9·11”是“美国改变的一天”。赖斯(她的一位同窗好友死于这次袭击)称，“9·11”后，美国“对自身脆弱性的天真无知业已终结”(注：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nb 《“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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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们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2年新年贺辞”，《人民日报》，2002年1月1日。)“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注：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对此更为具体的阐释是下面这段话：“从总体上看，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注：“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7日。)这种定位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发展大战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后的一种高度概括，既是对国内主流意见的反映，也适应着中国“利用战略机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不过，上述提法更多是对时代性质、内容或主题的说明，是一个具有跨越几十年意义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判断，而不仅仅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对特定时代的界定。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正好跨越所谓“后冷战时代”，因此克林顿的内外政策明显带有某种过渡性质。但是，随着北约东扩、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美与中俄关系逐步改善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工程”的初步完结，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的迫近，克林顿政府也开始思考如何给所谓“新时代”定性的问题。结果，克林顿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注：Samuel Berger,“Diplomacy in Globalization Ag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0.)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管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二、美国人头脑中的“后后冷战时代”
新世纪初，国际政治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新面貌。一方面，中、俄、欧(盟)等主张多极化的主要政治力量全力追求双赢、多赢的大国关系，为新世纪的开局创造出一派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俄、美两个冷战对手在世纪初年分别更换了最高领导人，俄罗斯由更具新世纪眼光的普京取代带有冷战色彩的叶利钦，美国则由标榜新保守主义、具冷战意识的布什取代新自由主义者克林顿。新人新政给全球政治带来新的面貌，预示着一个国际政治新时代已然到来。“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则成为新旧时代的转折点。
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布什新政府，显然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个新时代，即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根据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注：Richard N.Haass,“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
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意思是世界(美国眼里的世界)已进入一个不同于“后冷战时代”的新时代。其“新”处有三：
(1)“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事件’撼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安，现在这种过渡期有可能告一段落。”(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美国关于“传统威胁”(潜在大国的挑战)与“非传统威胁”孰轻孰重的辩论因世贸大厦的轰然坍塌而暂时告一段落，以恐怖主义为标志的“非传统威胁”(布什称其为“新极权主义威胁”)很明确地摆在了威胁的首位。另一方面，美俄关系经过冷战后十年的相互磨合，在“9·11”后基本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与稳定化。尽管这一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已经开始，但那时的两国关系更多以起伏不定、相互猜疑为特征。今天，俄罗斯正式成为西方八国集团的平等成员，与北约的关系实现了由“19 + 1”到“20”的转变，美俄在导弹防御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也展开合作，表明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应该是超越了先前的“不确定性”的。显然，美俄关系的这种变化将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
(2)美国的安全观和战略观发生了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根本性变化。尽管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9·11”无法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人们会记住它，但它不会真正改变历史进程”，(注：“A Date With History”,Newsweek,September 9,2002.)但多数人认为“9·11”是“美国改变的一天”。赖斯(她的一位同窗好友死于这次袭击)称，“9·11”后，美国“对自身脆弱性的天真无知业已终结”(注：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nb 《“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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