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

布什外交团队反复商讨由哈斯提出来的所谓“融合战略”(Doctrine  of  Integration)，即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以反恐联盟为平台构筑新大国关系格局，以融和拉的一手将主要大国纳入美国主导的西方“自由世界共同体”。为此，将世界分成“善”与“恶”、“秩序”和“混乱”两大阵营；恐怖主义及其庇护国、“邪恶轴心”国被划归坚决打压的“恶”或“混乱”阵营，其他国家则均属“善”类，被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在确立了此种二元对立的阵营之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中心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笼络与“恶”势力对立的国家，然后以是否反恐、是否接纳自由价值观为标准，将其进行再划分，以超强实力为依托、以主动出击为手段，对其分门别类进行整合，从而塑造反恐时代下新的国际关系秩序，超越老布什“世界新秩序”构想，完成美国霸权战略的最终布局。世界各主要国家客观上站在反恐阵营一边，美、俄关系的重大调整，极大程度上强化了布什政府整合大国关系的意愿。布什最近主动改善美中关系，也是“融合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后后冷战时代”这一概念毕竟仍保留了“冷战”二字。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冷战”前一再加上一个“后”字，而不以一个超越“冷战”的新名词取而代之，从布什等人的思维出发，一方面表明，这个世界的许多冷战遗迹并没有因“9·11”和美俄关系调整而消失殆尽。正如哈斯所说，当今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大国继续扩充军力，印、巴连续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诸多的区域性冲突不断出现和升级，等等，表明冷战遗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性问题仍很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布什班子不同于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理念和思维特点。在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那里，即使在“9·11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也更愿意用“全球化时代”概括依然带有某种冷战色彩的新时代，显示出超越冷战的遗愿；而布什政府的“后后冷战时代”观虽力图跳出“冷战”框架，却宁愿在“冷战”二字前再加一个前缀，结果仍然在“冷战”框架内兜圈子。人们一再说布什班子成员多带有冷战思维，爱炫耀实力，从这似乎也可见一斑。布什与克林顿时代观的差异，恰是两届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认知不同的根本原因。在布什等人看来，克林顿高唱“全球化”大调，积极奉行与前敌手、未来对手全面接触的方针，是以牺牲美国安全利益换取天下太平、牺牲美国经济利益换取全球繁荣，结果，“潜在对手”在逐渐壮大、“无赖国家”在继续作乱、同盟国家则渐行渐远，致使“后冷战时代”为美国提供的所谓“战略机遇期”被白白地浪费。
　　因此，布什等人依然从冷战延续性视角观察问题，还有一层弥补克林顿“战略过失”的用心。其战略思维逻辑是这样的：苏、东解体意味着冷战终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后冷战”十年美国重点解决的是欧洲和美俄关系问题，科索沃战争与北约东扩不仅使后冷战时期的美欧同盟关系继续保留下来，拔除了欧洲最后一个冷战“瘤子”(南联盟)，而且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其彻底阻止在欧洲大陆之外；“9·11事件”发生后，美俄关系的深度变化(尤其是美军进驻中亚)，则进一步使帝国的俄罗斯成为普通的俄罗斯，由此，所谓“后冷战时代”告一段落。根据这条逻辑线索，美国之所以又抛出所谓“后后冷战时代”说，显然是将继续绷紧安全、利益两根发条，将下一波战略重点转向“后冷战十年”用力不够的区域和国家，即中亚、中东及亚太地区和中国、印度等“转型国家”。因此，从第一、第二阶段反恐战场到所谓“邪恶轴心”，从《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到的所谓战略“弧形地带”到美国国防部最近反复强调的要随时防范“该地区资源性强国的挑战”，以及布什不顾国际舆论反对执意“倒萨”，均表明美国的“后后冷战时代”观确有更深层次的目的——不只是对时代发展的客观描述，也包含主动塑造世界的战略用心。
　　三、“后后冷战时代”观能否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9·11”对美国的深度冲击，世界各国虽一样受到震撼，却未必像美国人那样感同身受。但是，时代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即使没有“9·11”，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9·11”则显然加速了这一变化——道理很简单，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变了，世界局势当然也就跟着变；世界局势变了，“后冷战时代”的终结自然就有一定道理。这是“后后冷战时代”观被国际社会部分认同的一个根本前提。
　　从“9·11”后国际社会的现实图景看，全球政治确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首先，人们对“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有了更为普遍的认知和认同，对和平的性质、发展的意义理解也更加深刻，即和平不等于安全、发展需兼顾南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同步推进。这一认识反映在各国政策层面，则是反恐怖、反衰退成为全球中心议题。恐怖袭击主要针对美国，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动世界各国的神经。不仅各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言必称反恐是共同任务、恐怖是人类公害，纷纷将危及本国安全的恐怖主义势力纳入全球恐怖主义范畴，以期借助国际之力清除隐患，而且明显加大了恐怖主义、危机管理、与“恐”相关的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研究。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引起人们对其根源的深刻反思，如对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拉大的警觉和重视，进而围绕反贫困、反衰退大做文章；而容易滋生恐怖主义的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一跃而升为各国重要安全议题。这种新的认识，使各国有可能跳出“大国冲突”这一冷战窠臼，开始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新型的、非传统的安全。(注：主要防范传统威胁的北约在“9·11”后开始实现功能的转化，根据北约多位领导人的说法，北约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反恐联盟”。)这种认识始于“后冷战时代”，但真正成为潮流则是“9·11”后的事。
　　其次，国际格局出现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部分质变”。一方面，“9·11”后美国实力的“动态展示”和大国迎美、顺美之风盛行，(注：如对于布什以“反恐划线”组建国际反恐联盟，几乎所有大国很快作出了反应，明确站在了反恐联盟阵营。又如，对于以色列将坦克围住阿拉法特官邸这种历史少有的镜头，各国几乎视若无睹。关键原因还在于以色列背后有美国的支撑。)使人们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和霸势认识更深刻，法、德一些学者开始用明显带有贬义的hyperpower(有“超级霸权”之意)取代superpower指称美国，中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目前还是美国单极霸权时代。(注：笔者在京参加的一些国际形势研讨会上经常听到类似观点。)一度极为流行的“一超多强”格局说、“单极向多极过渡”说开始重新引起人们思考，对美国的实力地位也开始更为客观的评估。另一方面，大国关系也呈现若干新的特点。“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虽然也在不断分化组合，但仍然带有浓厚的冷战痕迹，以北约东扩深化美欧同盟关系，以“新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与此相对，中俄关系因面临美国的同时挤压而加强了战略协作，尽管人们用新的视角观察中美俄新三角，但没有人否认其多少保留了中美苏大三角相互制衡的痕迹。美国对中俄“潜在挑战”保持高度警惕，俄罗斯视中亚为禁脔之地，中国对美国亚太驻军心存戒备，都反映出大国之间的极度不信任感。“9·11”后，这种局面虽未彻底改观，但出现新的气象：美军进入中亚并未受到来自俄、中的反弹，俄美调整关系并未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中美关系也迎来转寰的契机。更重要的是，中美俄三国首次面对恐怖主义这一共同威胁，使三国关系首次有可能实现从“相互制衡”向“相互平衡”的转变，具有了某种新的特质。在大国关系中，美欧“复合型矛盾”上升也是一个新突出的因素。美国著名战略家罗伯特·卡根在《强者与弱者》一文中毫不留情地写道，由于美欧军事实力和对武力的看法有差别，因而彼此已不再持有相同的世界观，相互理解也越来越少，“美欧裂痕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很可能深化、长期化和持续下去”(注：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No.113.)。盟国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对手之间能够积极合作，表明国际关系已超越“后冷战时代”盟国对非盟国、大国相互利用这一简单格局，呈现出彼此交融的新格局，“问题导向”(issue  oriented)和“特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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