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
ad hoc alliance)有可能成为今后大国关系的主导性因素。
尽管“9·11”后国际格局发生了上述重大变化，因而使“后后冷战时代”观在国际上赢得部分认同，但是，各国也深切领会到，美国政要心目中的“后后冷战时代”观其实蕴涵着难以掩盖的战略意图，与其说是对时代的定性，不如说就是“整合世界”的代名词。特别是在布什“邪恶轴心”说出笼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世界离真正的“大国合作”还很遥远；第一阶段反恐战结束后，布什政府似乎又开始恢复了“9·11”前的单边做法，我行我素之举接连不断。如果说前一阶段美国是在真反恐，国际社会也在真帮忙，那么当前阶段美国似乎想“超越反恐”，国际社会也就不再买帐。正是这样一种局面，使国际媒体对“后后冷战时代”观产生如下看法：“‘后后冷战时代’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新的战争状态。”(注：[日]李钟元：“美国正在制造新的战争状态”，《朝日新闻》(晚版)2002年6月18日。)因此，更多人将“后后冷战时代”观当作美国人强加给世界的观点，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以至出现一面与美合作反恐、一面批美单边主义的特殊现象。这正是到目前此一说法仍未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
四、“后后冷战时代”观对中国的意义
对于“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国内学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以为然甚至排斥，认为这只是美国人的概念，不能用来概括当今时代；一种则大体认可，但或者未细加展开，(注：郭隆隆：“冷战后‘惯性时期’的终结”，《国际展望》，2002年第12期。)或者不完全认同(注：参见庞中英：“一个变化，三大终结——论世界大变局的特点”，http://www.pen123.net.cn,2001-11-29.)。本文认为，认识“后后冷战时代”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认同或背书，而是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以体悟其中内涵，谋求相应对策，做到心中有数。
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圈内似乎流行一种态度，所谓“以不变应万变”，在谈论变化的同时最终总得落到“但是，大的格局没有变……”，殊不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对于变的东西不敏感地把握并及时地应对，结局总是被动的。如果我们能深刻理解美国冷战后的新军事革命及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或许就不会对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做不切实际的形势误判。
“后后冷战时代”观对中国的意义是值得琢磨的。一方面，正如布什班子成员反复强调的，“后后冷战时代”是大国合作的时代，因此希望以超越冷战的新思维处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关系。这对中国而言自然不是坏事。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中国，基本走的是一条大国合作、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而往往因为美国方面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甚至“潜在敌手”的重重阻力，中国在这条路上走得并不轻松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晰地观察到，美国当政者仍不肯轻易舍弃“冷战”二字。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认定欧洲的冷战虽然结束，但亚太的冷战依然存在；美俄的积怨虽然了结，美中、美印之间的隔阂仍有待清理。因此，根据布什班子的“后后冷战时代”观，其未来战略用力的重点，除了继续反击恐怖主义外，就地区而言，将锁定亚太和中东地区，这也正是“9·11”后出笼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到的所谓“弧形地带”。美国第二阶段反恐战线几乎都集中在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这一线，不能说没有这层战略考虑。南亚冲突、半岛和平、台海危机，都在其计量之内。中东地区，以“倒萨”为先声，“三管齐下”：以迫以退出占领区和迫巴变更领导人使巴以局势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军事打击伊拉克拔除美国在中东的最大隐患；对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世界领头羊恩威并至企图加以改造。在亚太地区则是“多方出击”：以“邪恶轴心”说胁迫朝鲜，使半岛局势服从美国利益；军事重返东南亚，在东盟争夺中占据有利位置；台海政策清晰化，断绝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念头。就国家而言，则显然主要针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印度。哈斯非常明确地写道：“‘后后冷战世界’的一个重大挑战和机遇是使中国和印度融入国际体系。”(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由此，以“先发制人”战略打击“邪恶力量”，以“融合战略”改变中国、印度等转型中的大国，一硬一软两手构成布什“后后冷战时代”观的对外战略支撑。从这里，人们分明看到了反恐与谋霸的巧妙结合，诚如美国著名保守刊物《新共和》一篇文章所言：“美国真的需要将反恐战争与其更大的战略孤立开来吗?”(注：Lawrence F.Kaplan,“China's War on Terrorism and Ours”,The New Republic,July 22,2002.)
如何融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上述国家呢?赖斯的话似乎指明了方向：“这是一个类似1945年到1947年的时期，当时美国领导着扩大了的自由和民主国家，从而创造了有利于自由的新的力量平衡。”(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言下之意，美国将仿效当年改造德、日的方式改造当今尚未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大国。但是，毕竟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变，今天对中国等转型国家的“改造”，显然不能用当年对付德、日的方式，甚至不能用对付苏联的方式。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奉行的是“遏制战略”，主要用强制的手段搞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后冷战时代”主要采取“参与扩展战略”，主要以经济、文化、制度、价值观的渗透扩展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市场”体系，那么“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则是隐然成型的“融合战略”。就是要凭借美国独步天下的超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反恐”为契机，以所谓“利于自由的大国平衡”为框架，整合世界主要大国，从而真正缔造“美帝国时代”的大国关系新秩序。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显然面临某种难以明言的战略压力。较之遏制战略，“融合战略”虽然更讲求兵不血刃、和平演变，但紧迫性却胜过以前。追溯美国谋求霸权(或称世界领导)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真正有机会成为世界霸主，只是冷战结束后短短十几年的事，此前充其量只能算作美苏“争霸期”。而在布什新政府看来，冷战后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利用自己的战略机遇期“追剿穷寇”，而是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十年。结果，养虎遗患使萨达姆继续在中东“作乱”；全面接触使中国实力明显 《“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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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9·11”后国际格局发生了上述重大变化，因而使“后后冷战时代”观在国际上赢得部分认同，但是，各国也深切领会到，美国政要心目中的“后后冷战时代”观其实蕴涵着难以掩盖的战略意图，与其说是对时代的定性，不如说就是“整合世界”的代名词。特别是在布什“邪恶轴心”说出笼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世界离真正的“大国合作”还很遥远；第一阶段反恐战结束后，布什政府似乎又开始恢复了“9·11”前的单边做法，我行我素之举接连不断。如果说前一阶段美国是在真反恐，国际社会也在真帮忙，那么当前阶段美国似乎想“超越反恐”，国际社会也就不再买帐。正是这样一种局面，使国际媒体对“后后冷战时代”观产生如下看法：“‘后后冷战时代’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新的战争状态。”(注：[日]李钟元：“美国正在制造新的战争状态”，《朝日新闻》(晚版)2002年6月18日。)因此，更多人将“后后冷战时代”观当作美国人强加给世界的观点，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以至出现一面与美合作反恐、一面批美单边主义的特殊现象。这正是到目前此一说法仍未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
四、“后后冷战时代”观对中国的意义
对于“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国内学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以为然甚至排斥，认为这只是美国人的概念，不能用来概括当今时代；一种则大体认可，但或者未细加展开，(注：郭隆隆：“冷战后‘惯性时期’的终结”，《国际展望》，2002年第12期。)或者不完全认同(注：参见庞中英：“一个变化，三大终结——论世界大变局的特点”，http://www.pen123.net.cn,2001-11-29.)。本文认为，认识“后后冷战时代”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认同或背书，而是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以体悟其中内涵，谋求相应对策，做到心中有数。
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圈内似乎流行一种态度，所谓“以不变应万变”，在谈论变化的同时最终总得落到“但是，大的格局没有变……”，殊不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对于变的东西不敏感地把握并及时地应对，结局总是被动的。如果我们能深刻理解美国冷战后的新军事革命及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或许就不会对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做不切实际的形势误判。
“后后冷战时代”观对中国的意义是值得琢磨的。一方面，正如布什班子成员反复强调的，“后后冷战时代”是大国合作的时代，因此希望以超越冷战的新思维处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关系。这对中国而言自然不是坏事。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中国，基本走的是一条大国合作、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而往往因为美国方面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甚至“潜在敌手”的重重阻力，中国在这条路上走得并不轻松
，中美关系也屡屡起伏不定。现在，在恐怖袭击的冲击下，美国终于从战略高度意识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并把主要威胁源锁定为恐怖主义、极端势力，这对于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的对外总体战略可谓利大于弊。美国最近承认并推动将中国的恐怖势力“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名单，正是“新思维”的重要表现。能否抓住美国人的新思维给我们带来的新机遇，中国人自己能否有超越“冷战”和“后冷战”的时代感至为关键。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晰地观察到，美国当政者仍不肯轻易舍弃“冷战”二字。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认定欧洲的冷战虽然结束，但亚太的冷战依然存在；美俄的积怨虽然了结，美中、美印之间的隔阂仍有待清理。因此，根据布什班子的“后后冷战时代”观，其未来战略用力的重点，除了继续反击恐怖主义外，就地区而言，将锁定亚太和中东地区，这也正是“9·11”后出笼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到的所谓“弧形地带”。美国第二阶段反恐战线几乎都集中在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这一线，不能说没有这层战略考虑。南亚冲突、半岛和平、台海危机，都在其计量之内。中东地区，以“倒萨”为先声，“三管齐下”：以迫以退出占领区和迫巴变更领导人使巴以局势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军事打击伊拉克拔除美国在中东的最大隐患；对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世界领头羊恩威并至企图加以改造。在亚太地区则是“多方出击”：以“邪恶轴心”说胁迫朝鲜，使半岛局势服从美国利益；军事重返东南亚，在东盟争夺中占据有利位置；台海政策清晰化，断绝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念头。就国家而言，则显然主要针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印度。哈斯非常明确地写道：“‘后后冷战世界’的一个重大挑战和机遇是使中国和印度融入国际体系。”(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由此，以“先发制人”战略打击“邪恶力量”，以“融合战略”改变中国、印度等转型中的大国，一硬一软两手构成布什“后后冷战时代”观的对外战略支撑。从这里，人们分明看到了反恐与谋霸的巧妙结合，诚如美国著名保守刊物《新共和》一篇文章所言：“美国真的需要将反恐战争与其更大的战略孤立开来吗?”(注：Lawrence F.Kaplan,“China's War on Terrorism and Ours”,The New Republic,July 22,2002.)
如何融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上述国家呢?赖斯的话似乎指明了方向：“这是一个类似1945年到1947年的时期，当时美国领导着扩大了的自由和民主国家，从而创造了有利于自由的新的力量平衡。”(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言下之意，美国将仿效当年改造德、日的方式改造当今尚未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大国。但是，毕竟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变，今天对中国等转型国家的“改造”，显然不能用当年对付德、日的方式，甚至不能用对付苏联的方式。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奉行的是“遏制战略”，主要用强制的手段搞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后冷战时代”主要采取“参与扩展战略”，主要以经济、文化、制度、价值观的渗透扩展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市场”体系，那么“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则是隐然成型的“融合战略”。就是要凭借美国独步天下的超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反恐”为契机，以所谓“利于自由的大国平衡”为框架，整合世界主要大国，从而真正缔造“美帝国时代”的大国关系新秩序。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显然面临某种难以明言的战略压力。较之遏制战略，“融合战略”虽然更讲求兵不血刃、和平演变，但紧迫性却胜过以前。追溯美国谋求霸权(或称世界领导)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真正有机会成为世界霸主，只是冷战结束后短短十几年的事，此前充其量只能算作美苏“争霸期”。而在布什新政府看来，冷战后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利用自己的战略机遇期“追剿穷寇”，而是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十年。结果，养虎遗患使萨达姆继续在中东“作乱”；全面接触使中国实力明显 《“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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