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
在“9·11事件”，尤其是美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长达十年的“后冷战时代”已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注：有关论述甚多，具代表性的言论可参阅：Remarks by Secretary Colin L.Powell at Business Event,Shang-hai,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ber 18,2001;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D.C.April 29,2002;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关于这个“新时代”，概括得较具理论性并逐渐流行开来的，是由国务卿鲍威尔首先提出，(注：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L.Powell after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Bucharest,Romania,December 4,2001.)经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全面包装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Richard N.Haass,“U.S.-Russian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一时间，“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不胫而走，虽然在美官方重大报告(如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体现，但屡被美国政界、学界提及，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当前关于时代定性问题最具影响的新名词之一。
实际上，“9·11”前后，已有学者探讨过“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注：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也就此发表过专文，参见：Ralph A.Cossa,“Toward a Post Post-ColdWar World”,PacNet Newsletter 41,October 12,2001.)但此番从美国政要口中说出，显然别具意义。世界真的已经进入“后后冷战时代”了吗?它与“后冷战时代”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这种新的时代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它是美国政要头脑中炮制出的“幻念”，还是有可能成为某种“范式性”的东西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本质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何在?鉴于国内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就此做些分析和思考。
一、探讨时代问题的意义
如何给所处的时代定性，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最为关切的“大战略”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可以说从未中绝。不过，对于用“后冷战时代”界说冷战后的十年，人们并未产生歧异。原因在于，冷战遗产之消失有个过程，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虽然结束，但北约的去留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冷战遗迹”仍随处可见，大国结盟对抗、制衡外交泛滥等“冷战思维”也挥之不去。正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使“后冷战时代”的提法未遭遇大的挑战，冷战后十年各国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在“后冷战时代”这个框架内展开的。
但是，随着新世纪(同时恰好也是新千年)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及其深远影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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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D.C.April 29,2002;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关于这个“新时代”，概括得较具理论性并逐渐流行开来的，是由国务卿鲍威尔首先提出，(注：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L.Powell after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Bucharest,Romania,December 4,2001.)经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全面包装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Richard N.Haass,“U.S.-Russian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一时间，“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不胫而走，虽然在美官方重大报告(如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体现，但屡被美国政界、学界提及，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当前关于时代定性问题最具影响的新名词之一。
实际上，“9·11”前后，已有学者探讨过“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注：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也就此发表过专文，参见：Ralph A.Cossa,“Toward a Post Post-ColdWar World”,PacNet Newsletter 41,October 12,2001.)但此番从美国政要口中说出，显然别具意义。世界真的已经进入“后后冷战时代”了吗?它与“后冷战时代”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这种新的时代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它是美国政要头脑中炮制出的“幻念”，还是有可能成为某种“范式性”的东西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本质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何在?鉴于国内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就此做些分析和思考。
一、探讨时代问题的意义
如何给所处的时代定性，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最为关切的“大战略”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可以说从未中绝。不过，对于用“后冷战时代”界说冷战后的十年，人们并未产生歧异。原因在于，冷战遗产之消失有个过程，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虽然结束，但北约的去留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冷战遗迹”仍随处可见，大国结盟对抗、制衡外交泛滥等“冷战思维”也挥之不去。正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使“后冷战时代”的提法未遭遇大的挑战，冷战后十年各国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在“后冷战时代”这个框架内展开的。
但是，随着新世纪(同时恰好也是新千年)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及其深远影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
察冷战结束十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注：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观点，参见：安卫、李东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世界知识》，2000年第15、16、18、20期相关文章。)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注：美国方面大讨论的主要观点，参见Foreign& 《“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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