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注：Bell,Daniel,op.cit.,1999,p.13.）。 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注：Mills,C.Wright,op.cit.,1951,p.73.）正因为如此，米尔斯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注：Ibid.,p.65.）。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注：Vogel,Ezra F.,Japan's New Middle Class,Second Edition,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First Edition,1963),p.4.）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注：Hsiao,Hisn-Huang Michael(ed.),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Taipei,Taiwan: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c Sinica,1993,p.3.）。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注：Pearson,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Goodman,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in Goldman,Merle,&MacFarquhar,
Roderick(ed.),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上述研究，加之我们即将论述的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二、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注：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0页；有关“再分配机制”的讨论见：Szelenyi,Ivan et al.,"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n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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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注：Mills,C.Wright,op.cit.,1951,p.73.）正因为如此，米尔斯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注：Ibid.,p.65.）。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注：Vogel,Ezra F.,Japan's New Middle Class,Second Edition,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First Edition,1963),p.4.）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注：Hsiao,Hisn-Huang Michael(ed.),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Taipei,Taiwan: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c Sinica,1993,p.3.）。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注：Pearson,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Goodman,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in Goldman,Merle,&MacFarquhar,
Roderick(ed.),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上述研究，加之我们即将论述的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二、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
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注：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0页；有关“再分配机制”的讨论见：Szelenyi,Ivan et al.,"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n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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