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bsp;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omparative Sociology,1978,19:63-87.）。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与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注：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具体地说，这一“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级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级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注：Goodman,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 in Goldman,Merle,& MacFarquhar,Roderick(ed.),op.cit.）。
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杂领”，而不是单一的“白领”）。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能够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
三、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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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omparative Sociology,1978,19:63-87.）。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与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注：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具体地说，这一“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级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级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注：Goodman,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 in Goldman,Merle,& MacFarquhar,Roderick(ed.),op.cit.）。
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杂领”，而不是单一的“白领”）。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能够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
三、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
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级滋生等政治手段外（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注：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9-160页。）；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注：Parish,William L.,"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in Waston,J.(ed.),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4.）策略），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这些因素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78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注：据统计，1952年国家部门的年度平均工资实际为446元，1980年为529元，28年总增长率为18.6%；农村集体人均收入在集体化后的1953年为38.8元，在毛泽东逝世前的1975年为54.4元，22年的总增长率为40.2%（《中国农业年鉴》1980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7页。）。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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