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评价方法进行的测算，中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注：参见：“中国GDP统计存在水分吗”，〔南京〕《扬子晚报》2002年5月4日A12版。）。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的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注：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的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长，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度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注：顾海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北京〕《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8月13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级。(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有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4)尽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尚未写进宪法，但是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总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注：“上海半数企业是私营”，〔南京〕《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C2版。）。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资料财产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万富翁”。
Mass.:Harvard University 1984,p.65.）。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级（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级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注：Mills,C.Wright,op.cit.,1951,p.266.）。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目前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12%左右，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级。白威廉的研究就证实，自1930-1978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注：Parish,William L.,"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in Waston,J.(ed.),op.cit.,1984.）。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四、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中产阶级的作为
在有关中产阶级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级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态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级获得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来，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即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注：Tocqueville,A.de.,Democracy in America,Volume 1,New York:Vintage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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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的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注：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的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长，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度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注：顾海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北京〕《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8月13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级。(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有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4)尽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尚未写进宪法，但是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总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注：“上海半数企业是私营”，〔南京〕《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C2版。）。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资料财产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万富翁”。
变化之三：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征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事实上，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义，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调的含义（注：富塞尔：《格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2页。）。布尔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注：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1984,p.65.）。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级（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级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注：Mills,C.Wright,op.cit.,1951,p.266.）。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目前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12%左右，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级。白威廉的研究就证实，自1930-1978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注：Parish,William L.,"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in Waston,J.(ed.),op.cit.,1984.）。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四、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中产阶级的作为
在有关中产阶级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级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态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级获得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来，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即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注：Tocqueville,A.de.,Democracy in America,Volume 1,New York:Vintage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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