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Books,1990,p.288.）。因此，美国的老中产阶级没有经历过欧洲同行的政治磨砺。而就美国的新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注：Mills,C.Wright,op.cit.,1951,p.333.）；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的政治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级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在这方面，韩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产阶级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级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注：Koo,Hagen,"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in Hsiao,Hisn-Huang Michael(ed.),op.cit.,1993,pp.55-75.）。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注：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这部分中产阶级（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级后卫政治态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级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
与中产阶级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级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赛尔的《格调》、布尔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 如果说老式中产阶级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级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一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级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级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产阶级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而且会使布尔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费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在中国，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级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级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今年5月1日的长假期间，单是南京这个无论是城市GDP总值还是人均收入都在全国10名之外的城市，楼市和车市之火爆都令人瞠目结舌：两家河西三类地段均价皆在每平方米5000以上的楼市开盘，竟出现了购买者自带帐篷、安营扎寨，提前几天排队抢购的热潮；而为期4天的南京国际汽车展，有15万人光临，包括380万元一辆的劳斯莱斯在内的3000辆汽车被订走，交易额达3亿人民币，而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家车（注：孙巡等：“私家车消费动力何在”，〔南京〕《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B2版。）。尽管古德曼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注：Goodman,David S.C.,"The New Middle Class",in Goldman,Merle,& MacFarquhar,Roderick(ed.),op.cit.,pp.240-241.），但西方学者都承认和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级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注：Davis,Deborah(ed.),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中产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第5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0526.html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的政治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级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在这方面，韩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产阶级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级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注：Koo,Hagen,"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in Hsiao,Hisn-Huang Michael(ed.),op.cit.,1993,pp.55-75.）。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注：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这部分中产阶级（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级后卫政治态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级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
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和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其自身即所谓“自稳定性”方面来说，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并且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可以通过继续的奋斗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实现新的社会流动或跃迁；从外部社会环境来说，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并因此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国内进行的多次职业声望调查中，与新中产阶级有关的职业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展预测”课题组进行的一项关于69种职业声望的调查中，有21种职业的得分在80分以上，其基本都或具有政治权威、或具有科学知识、或具有复杂的技能和较高的收入；28种在60-80分之间，也多数是所谓的“白领”阶层。这两类人组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群体的主干（《2000年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页）。），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如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直接从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决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比较容易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这样一些特点必然决定了中产阶级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就取决于中产阶级能够以何种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
与中产阶级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级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赛尔的《格调》、布尔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 如果说老式中产阶级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级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一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级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级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产阶级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而且会使布尔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费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在中国，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级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级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今年5月1日的长假期间，单是南京这个无论是城市GDP总值还是人均收入都在全国10名之外的城市，楼市和车市之火爆都令人瞠目结舌：两家河西三类地段均价皆在每平方米5000以上的楼市开盘，竟出现了购买者自带帐篷、安营扎寨，提前几天排队抢购的热潮；而为期4天的南京国际汽车展，有15万人光临，包括380万元一辆的劳斯莱斯在内的3000辆汽车被订走，交易额达3亿人民币，而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家车（注：孙巡等：“私家车消费动力何在”，〔南京〕《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B2版。）。尽管古德曼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注：Goodman,David S.C.,"The New Middle Class",in Goldman,Merle,& MacFarquhar,Roderick(ed.),op.cit.,pp.240-241.），但西方学者都承认和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级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注：Davis,Deborah(ed.),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中产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第5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