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阶级的消费尽管有着福塞尔嘲弄的虚饰性的一面，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调查研究报告都指出，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在消费上走在其他阶层的前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其中包括：具有较强的投资理财意识；消费注重个性化和文化品味；普遍接受了“分期付款”等现代消费方式；更为重视教育、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并且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大众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成长中的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与《精品购物指南的》未来发展”，1997年。）。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些消费特征和趋势，无疑获得了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透露，2002年7月1日国家公务员将再次加薪，而且不会太少。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大家加薪以后要“大胆消费”（注：“项怀诚在亚行年会记者招待会上透露，7月1日起公务员将加薪”，〔南京〕《扬子晚报》2002年5月13日，A4版。）。
　　在中国目前的12亿人口中，中产阶级的比重即使最高估计也不过20%。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的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还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时，邓小平就已有预见。他写道：“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并且，这种示范作用不仅表现在消费方面对其他阶层尤其是中产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商业诚信、成就动机、家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品味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向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以促进中国良好的工作伦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由于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成功多数是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同那些通过钻政策空子和收受贿赂发家致富的人相比，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一般不会引发社会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反而可以引发普

通家庭及其子女的心理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在未来10-30年间，在中国社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将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五、其他相关的问题及其探讨
　　我们已经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和变化，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和成长起来的。因为它的成长速度和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引起了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我们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或国家话语体系中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不但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更是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其后的10余年间，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从乡镇企业始推广到国营企业的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高薪聘请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公务员和教师的大幅度加薪，以及“房改”和房屋市场的商品化等等，使得短短20年间中产阶级的数量成十倍百倍的成长，以致连海外媒体都有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注：2002年春节，日本的NHK电视台的BS频道就以“中产阶级将改变国家”为题，宣扬了这种观点。参见高井洁司：“中国果真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了吗？”，〔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3月5日。）。
　　我们承认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并在快速成长，但是我们显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即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他们的代名词是“大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但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社会结构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并且，无论在经济的飞速增长和财富的分配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方面，甚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都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的财富分配问题。我们论述了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脑力劳动吃饭的新中产阶级的收入合法性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的上层“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产阶级，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占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财富：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注：晓柯：“2002年让我们一起步入中产阶级的新长征路”，http:  //fiannce.21cn.Com/news/2002-02-10/613710.html.）；2001年北京人均GDP为3000美金，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4000美金，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能够居住在100多平米的高级住宅中、拥有私家车、饲养宠物并不时出国旅行的仍是极少数富裕阶层（注：2002年春节，日本的NHK电视台的BS频道就以“中产阶级将改变国家”为题，宣扬了这种观点。参见高井洁司：“中国果真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了吗？”，〔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3月5日。）。显然，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育。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展开，全国出现了农民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的“民工潮”，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已经达到8800万人之多。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预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在今后的几年内仍会激增。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之后，4个月内只有700多人去申请城市户口，而石家庄有外来人口数十万人。农民无法正式进入城市并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对农民来说仍然壁垒森严。显然，即使中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地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决。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级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级”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级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其实，仔细想来，在肯定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和中产阶级存在的现实之间，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1)我们已经分析，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级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不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政体。(2)邓小平提出的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的要求。在西方社会学界，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视为“白领工人”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识，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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