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进程看互利
护、支持和促进个人利益，从而保护、支持和促进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互补互动，保护、支持和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利。比如经济法，其核心是反垄断法，在现代法的视野中，它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把公法和私法、民法和行政法结合起来，产生新型部门法。它的本位不是国家利益，也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在个人、国家的互利中，发展和壮大各个主体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其他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福利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都是这样的。再如，在内容上，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在性质上是互相的，在数量上则是等值的：不仅社会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是相等的，而且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也趋向于相等。“如果既不享有权利也不履行义务可以表示为零的话，那么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就可以表示为以零为起点向相反两个方向延伸的数轴，权利是正数，义务是负数，正数每展长一个刻度，负数也一定展长一个刻度，而正数与负数的绝对值总是相等的。”[3](p.65)权利是获得利益的条件，义务则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维护其他主体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是从自己的利益中必须付出的必要的份额。权利和义务等值，就是利益等值，是互利。
互利作为人类历史深处的主旋律，从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全球化推进的现代市场经济中，逐渐强化和凸显，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开始成为人类的共识和共同追求。然而，这是来之不易的，是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在付出了沉痛的教训和代价之后，才使人类认识到的。
二、互利：沉痛的历史教训换来的智慧
历史上，在层出不穷的各种争端中，互利的主题屡遭破坏，暴力和战争却不断出现，其教训是惨痛而沉重的。一部人类史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就是暴力史和战争史。比如，在中国，从上古到20世纪初，大规模的战争多达4000次以上；仅春秋时代的243年中，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就多达480多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4](p.358)，血流遍地，生灵涂炭；战国时代更是充满了血雨腥风。在欧洲，古代姑且不说，仅1480年以来，战争越来越频繁：1480-1499年，9次；1500-1599年，87次；1600-1699年，239次；1700-1799年，781次；1800-1899年，651次；1900-1940年，高达892次[5](p.266)。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持续近40年的一次冷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破坏，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每一次世界大战卷入33个国家、15亿人口，伤亡人口3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入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仅死亡人口就在5000万以上。光是在德国，西部居民1/5被炸死，无数家庭在战争中惨遭破坏：到1948年底，全国人口的性别比，男性：女性＝100∶160；单身者性别比更加悬殊，30岁男子：26岁女子＝100∶300。有的历史学家把1914年以来的世界巨变叫做“大灾变”！
与此同时，战争使冲突各方之间，旧恨非但不能消除，反而加深，并从旧恨的累累伤疤又激起更刻骨的新仇，埋下新一场甚至新一轮战争的祸根，其巨大的破坏性、毁灭性自古以来都受到批判和反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就是中华民族对战争的评价。丘吉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The Unnecessary War"；罗素则不无幽默地指出，即使仅仅“从财政的观点来看，现代战争并不是一桩好生意。尽管我们赢得了两次世界战争，但是如果战争不发生的话，我们现在将要更富有的多。如果人们都不被自利所驱使，——但除了少数圣徒而外，人们并没做到，——那么全世界就会合作起来。”[6](p.1747)这类思想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战争对人类社会是极大的祸害；要解决国际争端，再也不能靠战争，而必须靠和平；必须消灭战争。同样是丘吉尔，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头号反共人物，毫不掩饰对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敌意，视之为“魔鬼”，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于资本主义英、美和社会主义苏联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为了消灭当时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而不得不和苏联结盟。而希特勒也看到并企图利用英美—苏联联盟中的矛盾，在垂死挣扎中，还指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于两种社会制度引起内讧而瓦解。所幸的是，反法西斯战线的领导人以其战略智慧，在彻底消灭希特勒之前，没有使矛盾激化。
然而，不幸的是，反法西斯战争刚刚结束，两种社会制度就日益对抗，进入冷战。丘吉尔本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像“铁幕”(Iron curtain)一样；对苏联这个“魔鬼”，无法用战争消灭，只能用其他方法“顶住”，防止蔓延。他呼吁“铁幕”西边的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东边的社会主义，进而发展成冷战思维。虽然在短期内，实施了复兴欧洲等计划，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猜忌、仇视和对抗，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造成了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拒绝别国的有益经验，牺牲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阻碍其发展；通过掠夺别国发财，给别国造成了沉重的债务，造成了深刻的南北矛盾；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内部，也引起许多矛盾，无情地阻碍了发展，使其实力下降[7](pp.179-185)。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运用于军事和国防，任何现代战争都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消耗和破坏，甚至会毁灭全人类。不论战争的结果如何，都和争端各方预朋的利益完全相反，更和全人类的利益完全相反。比如，世界上，100万吨级以上的核弹头已有2万多枚，其总爆炸力相当于200亿吨TNT；如果其中1/4爆炸，其临界水平就会使全世界完全毁灭。即使按照已签署的裁军协议，核弹头仍然保持2万枚，爆炸总当量仍在100亿吨以上，更何况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又在展开。而1945年8月，美国投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其当量分别仅1.5万吨、2.5万吨TNT，就使几十万人丧生。显而易见，今天，即使仅有一颗100万吨级的原子弹爆炸，其毁灭力就是当年美国投在日本广岛或者长崎原子弹毁灭力的40～60倍，会残害几千万甚至几亿人的生命——从潜在的威
物极必反。危机强迫人类自省：不论核大国通过核武器捞到的利益有多少，都会被其危害抵消得荡然无存，并且使全人类面临被毁灭的威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绝不允许这样的厄运发生。而从更广阔的、客观的视野看，比如，在经济上，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国际范围内资本流动巨大；跨国公司使各民族国家在利益上的互相依赖、互相渗透日益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摧毁对方，也就摧毁了自己；一利俱利、一损俱损越来越多地成为共识。这使战争的性质和后果发生了逆转：一旦发动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对谁都不利，是双输。正如罗素幽默的那样，光是从经济角度看，任何一方发动战争，损别人，也害自己，是赔本的买卖；而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来看，危害更大更深。在国际关系中，随着全球化迅速推进，由冲突走向合作，告别“零和博弈”而走向双赢，日益成为主流，不论发达国家之间分割市场，还是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贸易，都基本上不再诉诸于战争，而通过市场竞争和外交谈判。在外交领域，各国积极推进互利合作，特别是从“9·11”事件以来，各国对反对和打击全球性的恶性犯罪和恐怖主义，正在形成新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在国际法领域，正在针对发动战争和使用武力，努力通过法律和制度使之非法化，进行限制和打击。这种在全世界范围里反对和打击战争与非法武力的努力尽管不断受到个别国家的挑战，引起激烈的争议和辩论，却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立意崇高的国际法原则之一。凡此种种，都使互利的时代精神在各种挑战中不断地清晰和强化起来，展现出乐观的前景。
宏观上，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各国经济在国际化的专业分工中，互相渗 《从全球化进程看互利(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0533.html
互利作为人类历史深处的主旋律，从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全球化推进的现代市场经济中，逐渐强化和凸显，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开始成为人类的共识和共同追求。然而，这是来之不易的，是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在付出了沉痛的教训和代价之后，才使人类认识到的。
二、互利：沉痛的历史教训换来的智慧
历史上，在层出不穷的各种争端中，互利的主题屡遭破坏，暴力和战争却不断出现，其教训是惨痛而沉重的。一部人类史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就是暴力史和战争史。比如，在中国，从上古到20世纪初，大规模的战争多达4000次以上；仅春秋时代的243年中，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就多达480多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4](p.358)，血流遍地，生灵涂炭；战国时代更是充满了血雨腥风。在欧洲，古代姑且不说，仅1480年以来，战争越来越频繁：1480-1499年，9次；1500-1599年，87次；1600-1699年，239次；1700-1799年，781次；1800-1899年，651次；1900-1940年，高达892次[5](p.266)。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持续近40年的一次冷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破坏，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每一次世界大战卷入33个国家、15亿人口，伤亡人口3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入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仅死亡人口就在5000万以上。光是在德国，西部居民1/5被炸死，无数家庭在战争中惨遭破坏：到1948年底，全国人口的性别比，男性：女性＝100∶160；单身者性别比更加悬殊，30岁男子：26岁女子＝100∶300。有的历史学家把1914年以来的世界巨变叫做“大灾变”！
与此同时，战争使冲突各方之间，旧恨非但不能消除，反而加深，并从旧恨的累累伤疤又激起更刻骨的新仇，埋下新一场甚至新一轮战争的祸根，其巨大的破坏性、毁灭性自古以来都受到批判和反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就是中华民族对战争的评价。丘吉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The Unnecessary War"；罗素则不无幽默地指出，即使仅仅“从财政的观点来看，现代战争并不是一桩好生意。尽管我们赢得了两次世界战争，但是如果战争不发生的话，我们现在将要更富有的多。如果人们都不被自利所驱使，——但除了少数圣徒而外，人们并没做到，——那么全世界就会合作起来。”[6](p.1747)这类思想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战争对人类社会是极大的祸害；要解决国际争端，再也不能靠战争，而必须靠和平；必须消灭战争。同样是丘吉尔，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头号反共人物，毫不掩饰对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敌意，视之为“魔鬼”，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于资本主义英、美和社会主义苏联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为了消灭当时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而不得不和苏联结盟。而希特勒也看到并企图利用英美—苏联联盟中的矛盾，在垂死挣扎中，还指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于两种社会制度引起内讧而瓦解。所幸的是，反法西斯战线的领导人以其战略智慧，在彻底消灭希特勒之前，没有使矛盾激化。
然而，不幸的是，反法西斯战争刚刚结束，两种社会制度就日益对抗，进入冷战。丘吉尔本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像“铁幕”(Iron curtain)一样；对苏联这个“魔鬼”，无法用战争消灭，只能用其他方法“顶住”，防止蔓延。他呼吁“铁幕”西边的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东边的社会主义，进而发展成冷战思维。虽然在短期内，实施了复兴欧洲等计划，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猜忌、仇视和对抗，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造成了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拒绝别国的有益经验，牺牲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阻碍其发展；通过掠夺别国发财，给别国造成了沉重的债务，造成了深刻的南北矛盾；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内部，也引起许多矛盾，无情地阻碍了发展，使其实力下降[7](pp.179-185)。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运用于军事和国防，任何现代战争都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消耗和破坏，甚至会毁灭全人类。不论战争的结果如何，都和争端各方预朋的利益完全相反，更和全人类的利益完全相反。比如，世界上，100万吨级以上的核弹头已有2万多枚，其总爆炸力相当于200亿吨TNT；如果其中1/4爆炸，其临界水平就会使全世界完全毁灭。即使按照已签署的裁军协议，核弹头仍然保持2万枚，爆炸总当量仍在100亿吨以上，更何况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又在展开。而1945年8月，美国投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其当量分别仅1.5万吨、2.5万吨TNT，就使几十万人丧生。显而易见，今天，即使仅有一颗100万吨级的原子弹爆炸，其毁灭力就是当年美国投在日本广岛或者长崎原子弹毁灭力的40～60倍，会残害几千万甚至几亿人的生命——从潜在的威
胁看，光是现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把地球摧毁几千次；“核冬天”的预言绝不是危言耸听！
物极必反。危机强迫人类自省：不论核大国通过核武器捞到的利益有多少，都会被其危害抵消得荡然无存，并且使全人类面临被毁灭的威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绝不允许这样的厄运发生。而从更广阔的、客观的视野看，比如，在经济上，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国际范围内资本流动巨大；跨国公司使各民族国家在利益上的互相依赖、互相渗透日益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摧毁对方，也就摧毁了自己；一利俱利、一损俱损越来越多地成为共识。这使战争的性质和后果发生了逆转：一旦发动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对谁都不利，是双输。正如罗素幽默的那样，光是从经济角度看，任何一方发动战争，损别人，也害自己，是赔本的买卖；而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来看，危害更大更深。在国际关系中，随着全球化迅速推进，由冲突走向合作，告别“零和博弈”而走向双赢，日益成为主流，不论发达国家之间分割市场，还是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贸易，都基本上不再诉诸于战争，而通过市场竞争和外交谈判。在外交领域，各国积极推进互利合作，特别是从“9·11”事件以来，各国对反对和打击全球性的恶性犯罪和恐怖主义，正在形成新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在国际法领域，正在针对发动战争和使用武力，努力通过法律和制度使之非法化，进行限制和打击。这种在全世界范围里反对和打击战争与非法武力的努力尽管不断受到个别国家的挑战，引起激烈的争议和辩论，却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立意崇高的国际法原则之一。凡此种种，都使互利的时代精神在各种挑战中不断地清晰和强化起来，展现出乐观的前景。
宏观上，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各国经济在国际化的专业分工中，互相渗 《从全球化进程看互利(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