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The  Critical  IPE)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ivilization)，(注：Strange,S.(1990),‘The  Name  of　  the  Game’in  Nicholas  Rizopoulos(ed.)Sea-Chang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transnational  managerial  class)。(注：Cox,R.(1990),Power,　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to  ‘rubbish’  Chinese  academia)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法　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注：Johnston,A.　and  Ross,R.(eds)(1999),En  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注：Therequirement  to  publish  within  disciplinary  journals  for  career 
 enhancementprovid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here.)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区域研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
　　最近几年，美国一直在争论有关区域(国别)研究与作为学科的IR、IPE之间的关系。美　国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统治地位确实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很大的问题。
　　这里我不想讨论IPE中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关系的老问题。经济学方法一直主导着　很多的IPE研究，并且非常不合理地对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产生了影响。在有理由对作为　解释工具与方法的理性选择、经济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怀疑的同时，不能重新回到那种认　为区域研究可以不要所有理论方法的老路

上去。二战后，在美国，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　区域研究是与冷战分不开的。库明斯对此做出了经典的评论：“二战后的整整一代，莫　斯科与华盛顿的两极冲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使得学术的界线泾渭分明：受　慷慨的公私资源的支持，‘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有着清楚的地点、问题和进程而　变得重要起来。这里所谓地点一般就是指有关各国：日本作为发展的成功范例而受到青　睐，中国则作为失败的不可接受的发展范例而受到持续关注。关键的过程一般指的是诸　如现代化，或者多少年来一直讲的走向明显的或者隐含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发展’。”　(注：Cumings,B.(1997),‘Boundary  Displacement: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1):6-26.)
　　在一些方面，区域研究不仅是为了研究中国，而且是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地缘战略环境　。今天，导致库明斯认为的、使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界线分明的冷战背景不复存在，世　界不再是基于安全考虑的地缘战略矛盾，而是基于日益增加的经济相互依存(尽管是不　对称的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矛盾。而这意味着国内与国际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于是　，人们要求一种说明这两者如何互动的解析：“全球与地方的划分不再成立，因为新的　全球经济等级结构切割了地区与国家的边界”。(注：Gamble,A.,Payne,A.,Hoogvelt,A　,Dietrich,M.and  Kenny,M.(1996)‘Editorial:New  Political  Economy’NewPolitical  Economy  1(1):5-11.)这又反过来要求一种对外部环境、行为体与过程的正　确理解。
　　就“中国研究”而言，冷战的终结与中国自给自足时期的终结正好相一致。也许直到1　992年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南巡”，(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几乎完全依据中　国的国内状况。我认为，这种“国内主义”(Domesticism)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不再　有效，至于中国的后WTO政治经济就更不能说没有外部因素在内了。
　　有关区域研究与IPE的有效性与未来的辩论不能仅仅局限在美国学术以及以经济学与理　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霸权方法的范围内。如同卡萨巴主张的那样，(注：Kasaba,R.(199　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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